2006 年 9 月 14 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以往只是周二才集中在单位的知识产权研究室里，大家都在为 郑 教授的丧事忙碌。 郑成思 教授的弟子、知识产权研究室 唐广良 博士声音明显沙哑地对《法制早报》记者说：“我没有心思写点什么，谢谢你们的关心”。

郑 教授的离去让身边的人措手不及。

9 月 10 日 22 时 10 分，著名法学家、中国知识产权第一人郑成思教授在北京逝世，终年 62 岁。

最后的努力

就在 3 个月前的 5 月 26 日 ，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学习国际及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郑成思 教授和 吴汉东 教授承担了本次授课任务。 郑 教授身边的人告诉《法制早报》记者：“这次讲座 郑 教授的身体已经非常差了，说话都没有力气，就是倒在讲台上也有可能，他还是坚持去了，他不想在这个关键时刻停下来。”

吴汉东 教授回忆当时的情形：“ 郑 教授为这次讲座做了大量工作，从讨论大纲、草拟讲稿到讨论讲稿的会议， 郑 教授次次都参加。他在北京，我在武汉，我们通过电话交换意见，我担心他的身体，他总是说没事。”

讲座相当成功，按照预先的安排， 郑成思 教授用 45 分钟讲国际部分， 吴汉东 教授用 50 分钟讲国内部分。讲完之后，政治局常委们讨论，然后提问题，两位教授回答提问。据多次参加过政治局学习的老领导回忆，这次政治局学习非常活跃，效果非常好。

这是 郑成思 教授最后的努力了。去年的这个时候，他已经被查出是癌症晚期，确诊前，病痛缠身已经整整 8 年，只是少有人知。

他们眼中的郑成思

“有一次他到我办公室小坐，我问他，有没有想法，把过去的成果整理一下，出一套文集。他说还没有考虑。就在前不久，我遇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社长谢寿光同志，我向他提出这个建议。谢寿光同志说已有此打算，想把这件事做成。遗憾的是，以后即使把这件事做成，意义也大不一样了。”中国社科院的 刘白驹 先生在追思郑成思的文章中写道。

在同事眼中， 郑 教授总是默默的专著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不愿意做官。“当年组织上安排他当了个副所长，结果他因为工作实在太忙，经常出席不了所务会，自己也常常为此苦恼，多次请辞未准，最后他只好以义务献血来‘将功补过'。后来，他终于将副所长辞去。 1998 年，我在美国见到 江平 老师，他曾不无敬佩地对我说：听说你们郑成思让他当社科院副院长都不当，只愿一心做学问。” 刘仁文 教授告诉《法制早报》记者。

在学生的眼中， 郑 教授则是一位人情味浓浓的老师。 2002 年考上 郑 教授博士的郎贵梅回忆道，读博士期间，孩子很小，自己忙于学习和工作，给予孩子的关爱相比其他年轻妈妈自然少了很多。有一次，去 郑 老师家里交作业，他拿出一个小汽车模型，说是送我孩子当玩具。一说起这件事来，郎贵梅仍感温暖。

在纪念 郑成思 教授的专题网站上，一位网友这样写道： 郑 老师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概念，一个品牌，一面旗帜，如果允许评估，这个品牌的无形价值正如他所一生都打交道的智慧财产一样，比起诸如央视大腕主持的价值，会高得多。在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度作知识产权法的启蒙、立法，参与世界范围的交流、谈判，他是一个符号，中国因这个符号而赢得了许多尊敬和利益。例如“对世界知识产权有影响的 50 人”的评价，就是对中国知识产权研究和实践、保护的侧面肯定。他的去世，的确是一个时代——至少是知识产权启蒙时代的结束。

刘楠 博士也发出了同样的评价：“我在伦敦大学亚洲和东方学院读书期间，学的也是知识产权法，现在也在从事知识产权审判。学校离伦敦经济学院不远，在伦敦读 Cornish 的书，在国内读 郑 老师的书， 郑 老师影响了我们的一生。”

知识产权法学第一人

郑成思 教授一生专攻知识产权法。早在 1979 年，法律才重新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候，郑成思到恢复重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工作，被安排到国际法室。

刚刚对外开放的中国，与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建立起初步联系。中国去该组织开会的代表团，带回来一本《有关国家商标法概要》，它是该组织的最新出版物之一。当时我国正考虑要制定《商标法》。为借鉴外国的已有条文，当时的商业部、贸促会、政法学院、外贸学院等单位，想组织人把这本书译成中文。这本大 16 开 240 页的书中，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英文，首先就给人以“工作量太大”的感觉。而当时对于“商标”的理解不过就是商品包装上贴的纸签，“商标法”与国际法、民法、刑法等等比起来，显得太窄，地位太低。这又使人感到“犯不上为它花那么大的力气”。几个月找不到人愿意翻译它。这种背景下，领导找到了郑成思，没有多说，他就上手开始翻译。这部书让郑成思吃了不少“苦”，专有名词的翻译就是其中最大的问题。

在最要劲的时候，郑成思的孩子在这一年的 8 月出生了。孩子出生后，郑的小妹妹来电话将正在法学所过道间壁的小“屋”里，白天点着灯苦苦地译书的郑成思叫到医院。郑成思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在医院里，孩子的妈妈脸上不满意的神情，至今还清清楚楚地留在我记忆中。她并无一句怨言，其实这更糟。因为她埋怨几句也就到头了；留下空白让我去自责却是无尽的，直到今天。”

这本书注定让 郑成思 教授刻骨铭心。因为这本书的翻译，他将知识产权制度首次引入中国，同时也让他的一生走上知识产权法律研究的路。

1981 年至 1983 年，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位法学领域的留学生，郑成思去英国学习，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法律系。 1981 年，刚到英国的郑成思在《欧洲知识产权评论》上，用英文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得到好评；学成归国， 1984 年即出版国内第一部知识产权专著《知识产权的若干问题》，并翻译出版《专利法基础》； 1985 年，中国第一部《专利法》颁布施行，学界人士普遍认为，郑教授的这本书奠定了中国专利法的基础。

1994 年 4 月，谈判持续了 8 年之久的《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简称“ T RIPS 协定”）正式签订。不出半年，郑成思撰写并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解释该协定的著作。这本小册子成为当时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中方代表团人手一册的读物。在那轮谈判中，郑成思是中方的法律顾问。那轮谈判过后，当时的外经贸部通报表扬了郑成思。

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到了上个世纪 90 年代，我国已经基本上形成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涉及知识产权的纠纷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增多，部分法院也随之设立知识产权专业审判庭。“全国法院知识产权专业审判庭纷纷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成立，成立后，知识产权法官在各级法院都是配备最强的，是最爱读书的一族，知识产权审判在司法标准上，也是和国际化走得最近的。而这些法官们，都是读郑老师的书成长起来的，例如他编的教材，他的《知识产权文丛》。郑老师的影响不仅在立法上，不仅在法学研究上，还在司法界培养了整整一代人。”现任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主管知识产权庭的刘楠博士告诉《法制早报》记者。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网站上，广西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广东省韶关市人民政府、北京大学法学院等司法、仲裁、行政、教学、律师机构纷纷发来唁电。

在 2001 年中南海法制讲座上，他反复阐述：不创自己的品牌，永远只能给别人打工；牵动知识产权这个牛鼻子，使中国经济这头牛跑起来，才能实现民族复兴。

2006 年又一次中南海的讲座，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郑成思教授手中，正成为国家最高决策者重视的国家战略。

郑成思的离去，让人称“北郑（成思）南吴（汉东）”的吴汉东教授倍感难过，在电话中，吴告诉记者：“郑成思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也是一位真正的学者。”

2006 年 9 月 15 日，郑成思教授的追悼会在这里举行。一位仰慕郑教授、专攻知识产权的年轻博士用一幅挽联寄托哀思：

寻道英伦 指路华夏 智慧王国点迷津

远播盛名 广种桃李 知识舞台留痴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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