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遗忘与《东京审判》

编者按

75 年前的今天， 1931 年 9 月 18 日 ，日军对我国东北发动了侵华战争。此后 15 年，中国以付出军民伤亡 3500 多万人，直接经济损失 1000 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 5000 多亿美元的代价赢得保家卫国的胜利。 75 年之后，一部《东京审判》风靡国内外，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回应，更多的是人类对于战争、人性的省思。

——面对历史，我们拒绝遗忘。

“我们郑重保证，我们必定依法秉公行其司法任务，绝无恐惧、偏袒、私爱，并且依照我们的良心行事。”——《东京审判》

2006 年 9 月 1 日 ，《东京审判》公映并获如潮好评。一部电影，一部以历史题材为主的电影，获得如此大的反响，无疑有它自身值得言说的价值。“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梅汝璈先生的这句话给了所有因为“这是一部值得中国人看的电影”而选择《东京审判》的观众一个交代。一句简单的话让中国人在战后 60 年仍旧不得不为历史的真相而揪心。

在经受了侵华战争的蹂躏、灭绝人性的生命屠戮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战争受害国，理智地通过法律审判战犯。然而， 60 年后的今天，军国主义幽灵仍在徘徊，修改教科书、否认侵略事实、参拜军国主义战犯，这场审判仍然考验着我们的灵魂。

所有的努力都为了真相，包括影视界。好莱坞有《纽伦堡审判》，日本也有一部同样题材但以东条英机为视角表现这次审判的电影《荣誉》。几十年后，中国终于有了以中国法官梅汝璈，检察官向哲浚，倪征燠，中国记者肖南为主角的《东京审判》，就像一个网友在评论中的一句话：“花拳绣腿在电影江湖里大行其道的时代，拍这样一部片子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历史本身就是一块硬骨头。”

当时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 11 个国家的 11 名法官组成，整个法庭不赞成死刑的人居然占多数。以梅汝璈（刘松仁饰）为首的中国法官，最终是怎么样将东条英机等战争罪犯送上绞刑架的呢？

浓重不失庄重的色彩，如歌如泣的大提琴音乐，平衡交织的光与影，风采卓越的明星……但当你走出电影院的时候，脑子里想的肯定不只是这些，艺术永远只会因为背后的思想卓而不群，而一切历史瞬间的还原也不过为了以鉴今朝。

法庭篇——法律、政治与人性的对决

《东京审判》的背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根据英、美、中三国政府首脑发布的《波茨坦公告》，在欧洲和远东各成立了国际军事法庭：纽伦堡法庭和东京法庭。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运用法律手段清算战争罪行的国际审判——它设想用正义来获得正义，用正义来战胜邪恶——它也是人类第一次体面地走出同态复仇的简单惩罚。

在这种背景下的东京审判，共开庭 818 次，法庭纪录 48000 页，判决书 1200 页，检察方与辩护方共提出证据 4336 件，双方提供证人 1194 人，其中 419 人出庭作证，整个审判共耗资 750 万美元。为了体面和理智，这样的代价确实有点大。

影片依照 1946 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实况，模仿当年的法庭设置，按照英美法系的刑事诉讼流程，这是中国少有的展示对抗制诉讼模式魅力的电影，相信很多人印象中的法庭就是好莱坞电影中律师们的明争暗斗、慷慨陈词，当然不得不承认，国际法庭的魅力更多地源于种种或有形或无形或似有非无，法律的、政治的、人性的对决：

法律的对决 体现在控辩双方的对决上。不少观众可能会对日本战犯依次起立，面无悔色地高声宣布自己“无罪”的嘴脸十分愤慨，但殊不知，这正是对抗制诉讼程序的最基本前提——无罪推定。在这个前提下，刑事被告与辩护人才能做到在法律地位平等、诉讼权利对等的情况下决一雌雄。正如任何一种对决都需要一个公平的平台，平台之上，控诉方才能完成他在法庭上有罪指控的举证责任，辩护方则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利极力进行辩护举证并抨击控诉方的立证，这是最大限度追求查明真相的方式。接下来的控辩的交叉盘问，法官的自由心证才能继续下去，影片很好地展现了那种精彩场景。美国检察官季南的步步紧逼，日本律师代表团律师的不依不饶，有关日军在中国所犯下的各种罪行的证言证词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都逐步得到昭现。证据也不仅具有震撼人心的真实性，同时也应有说服人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政治的对决 则体现在法官的对决上面。英美法中决定上述证据价值的是法官的自由心证，这就促成了本片里 11 个大法官的对决。所谓自由心证是由法官针对具体案情根据经验法则、逻辑规则和自己的理性良心自由判断，由此形成内心确信。本来，在普通英美法系的刑事审判中，法官只需要在陪审团是否有罪的事实认定下，决定具体的法律适用问题，打一场一个人的战役。但由于东京审判是一个国际审判，依照的是国际法，法官来自 11 个不同的国家，法官所代表的深层次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利益就成为这个对决的主要力量。这让人不得不联想起美国最高法院的九大法官，投票的结果是由于各自所占的或保守派或自由派的政治立场决定。

也正因为如此，在这场以法律为表象的审判对决中，其背后的真正力量却是战后国际格局的重新划分，是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的重新洗牌。危难之际共度难关，而富贵之时却少有共享荣华，这绝不仅仅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在战争浩劫面前，不同信仰、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政治利益的国家站在一起，一旦战争不复存在，各自打起算盘也在情理之中，不同国家的法官总是服从他自己的文化、信仰和民族感情。对于中国来说，山河破碎、国力衰微，难免成为大国角逐中的牺牲品，一战后的“凡尔赛和约”中的种种协定就是明证。

由此，一场法律的审判，利益角逐、力量对决，台前的法官自是倍受煎熬。这个问题在影片最开始的部分就已展现：梅汝璈对法官座次的据理力争占了很大的一个篇幅，他采取退席的方法强硬地坚持按照日本投降书的次序排位，中国法官应排仅次于美国的座席。影片中这位曾经的斯坦福大学高材生在房间里寂寞地踱步，吸烟，看着点滴时间的流逝仿佛那长于一生。这一切并不是赘述，国际法希望模糊国界、自由驰骋，但法官有自己的祖国，国际法庭上中国法官就代表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声音。

人性的对决 集中体现在最后战犯是否处死刑的投票上。关于国际法上的个人是否应该为国家和政府的侵略罪行负责，成了这场论争的关键。这场论争也一举奠定此后国际法关于在国际法中个人刑事责任的确定。

国家的侵略行为总是由个人指挥策划的。正如纽伦堡审判的总检察长说的：“如果国际法真正能对维持和平提供帮助，那么个人原则如同逻辑发展一样是必须的。”关于是否处以死刑的问题上，当然还要面临死刑的正当性问题，这也是影片中在最后决定前， 11 名法官口舌之争的焦点，如果要从文化和宗教等角度出发，这自是莫衷一是的问题，自从贝卡利亚开始，关于死刑的存废问题就一直争论不休，至今仍未有停战的趋势，但当我们面对对杀戮无辜，挑起战火，掠夺资源的侵略者，而更为重要的是，这群侵略者以人自身为敌，成为反人类、反社会的罪魁祸首，对于这样的战犯，如果他们能轻易逃脱死刑的制裁，人类何以告慰死去的同胞，正视下一代的质问？难怪梅汝璈在其日记里记载了如果日本战犯不判处死刑，自己将杀身取义的念头。在这样的问题面前，当人性、尊严、良心这些全人类共通的东西应成为主宰，文化、宗教和法律这些世界各个角落都存在差异的问题理应让步与前者。这或许就是最后那判处死刑结果的最大原因，文化可以有差异，宗教可以有分歧，但人性和良心将是永恒的，完美地回应了这些法官在影片开头以良心行事的誓言。记得一部日本电影叫《梦旅人》，有这样一句话：“人都是要死的，就让我用死来赎罪吧。”

情感篇

——审判还在继续

真正的历史在于还原人性，无论丑恶还是高尚。重温历史最简单不过的理由，在于以鉴未来。只有真实才能唤起认同，这或许是《东京审判》最成功的地方，它俘虏了人心和人性，也因此让反思植入观众。

它的武器仅仅是描述一个日本家庭的悲欢离合展现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切伤害，影片将日本文化中最精髓的部分表现得非常到位。正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潘乃德（ Ruth Benedict ，又译本尼迪克特），在她享有盛名的经典之作《菊花与刀》（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里对日本人的文化特征做了这样的概括：好战而祥和，黩武而好美，傲慢而尚礼，呆板而善变，驯服而倔强，忠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在最高程度上表现出来。

当我们回到影片中，女记者和田芳子那最是一低头的温柔，慰安妇璎子那青春与奉献留下的无法抹去的伤痕，酒店老板娘的风情与热情，以及那跨国恋情、家庭亲情都无疑给我们片片飘落的樱花般苍凉的美的感觉，但片头法庭上战犯的顽固嘴脸，矢野的暴力与偏执，还有从未露面的年轻的弘二的凶残，让我们无法不体会到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的强大力量和对人性的摧残。要么太美要么太丑，但极端的两面永远也是硬币的两面。在日本人眼里，也许美的最高境界是焚身于烈焰中直到身心俱为灰烬为止的残酷，这种残酷也就化为为国家殉道而不问是非的地步。恐怕已深深根植于日本文化和日本人血液中。

有了这样一种顽固的精神，不难理解为什么二战争结束后的日本经济曾处于极度混乱和疲乏状态却又不久重振河山，不难理解日本首相那么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参拜供奉战犯的靖国神社，不难理解日本右翼势力屡屡为军国主义招魂，大东亚梦不死。日本的教科书继续掩盖真相，抹煞历史，拒绝反省，只会让日本民众走上民族主义的不归路。这种民族主义区别于爱国主义，英国政治学家米讷格（ Kenneth Minogue ）在其《民族主义》（ 1967 ）中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爱国主义是热爱本国的现实状况，因此主要表现为抵抗外来侵略以捍卫现实存在的祖国；反之，民族主义则是致力于实现国家尚未达到的理想目标。民族主义是所有国家都不应该教育的特质，它是世界和平的一大威胁。

审判本应该是一种了结，希图终结一段历史。但在东京审判过去了 60 年的今天，我们仍然面临军国主义的挑战。

历史本身没有多大意义，如同散落在海滩上的无数的色彩斑斓的贝壳一样。如果说东京审判是其中一枚值得关注的贝壳，那不是因为它最漂亮，最能给人愉悦感，而是因为我们需要它，我们需要用它的光泽照亮我们现在前行的道路。这个世界并不太平， 9 · 11 的废墟，伊拉克的战火，恐怖主义，强权政治等，我们每个人的和平和发展都受到威胁。

正如在影片中矢野丧心病狂地杀害了芳子兄妹并最终自取灭亡，而战争给缨子带来了永远走不出的阴影，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忍受最深伤痛的永远是那些普通人。战犯得到的审判不仅是因为他们要对死去的中国人负责，同时也要向死去的日本人负责。

片中梅汝璈说：“没有经历那段历史的人永远不知道那种痛苦”，铭记一段悲惨的历史，为的是它不要再发生，就像香火不断的靖国神社供奉的战犯亡灵并没有走远一样，任何一段历史都有重演的可能，不过换个时间换个地点的事情。

就像当季南问东条英机，如果一切重新开始，他是否还会像原来一样那么做时，东条英机说的那句令全场震惊的“是的”；就像矢野到临死之前仍然执迷不悟。

审判从来都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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