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昕专栏

从古至今的司法制度都无法在绝对意义上让案件真相重现于程序中，法律发现事实的能力始终受制于客观技术水平。

古希腊史诗《奥德赛》中的英雄奥德修斯以智勇双全闻名。特洛伊战争之后，奥德修斯遭海神暗算，流落孤岛，但他不畏艰险，历尽劫难，克服海妖诱惑，击败独眼巨人，“智赚”数以百计的情敌，终得以回归故国与妻儿团聚。在波斯纳看来，奥德修斯在漫长流浪旅途（亦即“奥德赛”， Odyssey ）中表现出的是卓越的 “ 工具理性 ” ：他总能想出办法应对现实难题，最强有力地适应环境以维持生存并继续向目标前进。

但是，奥德修斯运用如此理性以求达到的目标本身，如波斯纳所说，却“让那些熟知西方正统宗教—哲学—科学传统的人费解”：最初在神女卡吕普索统治的仙岛上，奥德修斯本可获得最可宝贵的长生不老与永世安宁——只要他答应与仙女共结连理，放弃远方那虽曾美貌无双，却终将红颜老去的发妻。然而英雄拒绝了，并从此开始长达十年的艰险、战斗与流浪。波斯纳试图用奥德修斯例证他自己的法律经济学理论中最弱意义的人类“理性”定义，即“工具 / 手段理性 ” 。这一模型认为，只有人们为满足偏好 / 实现目标采取的手段才需要用理性评价，而对于偏好 / 目标本身来说，它们经常立足于本能或激情，没必要非用理性去证成。

现实社会中行动者的“奥德赛”何尝不是充满艰辛与困苦。本周初，湖南湘潭法院对三年前轰动一时的黄静案（“女教师裸死案”）下判，被告姜俊武被宣告无罪，暂得解脱，而黄母在判决后的愤怒与激昂，则预示着她已然走了三年的“维权申冤之路”，可能依旧前途渺远。据媒体报道，过去三年中，为给女儿“申冤”，黄母四处奔走，建立了一个会令所有维权者羡慕的社会关系资源网络，并自学了大量法律法规甚至法医鉴定方面的知识。主观上，老人应已动用了她可能具有的全部理性能力；客观上，她恐怕也已达到了“维权”语境中个体理性行为的边界。这种潜能的调动甚至是令人动容的。但与奥德修斯类似，冷眼旁观者看来，黄母这一切理性行动的基点和归宿，本身未必理性：她坚持自己的女儿并非病亡，实为非正常原因致死，甚至就是被告用强所致；但倘若不能移情于黄母失子的痛心疾首，无论医疗鉴定报告还是法院判决，都无法让我们对任何一种叙事产生像老人那样的确信——诚如苏力所说，若非戏剧中已有明确交代，仅凭两造说词，谁又能确定张驴儿之父不是窦娥毒死？

从黄静案来看，至少目前任何的所谓疑点都不等于可认定死者并非病死，遑论确证被告有罪。因此，法院对此案最终无罪下判，并无不妥，应属遵循“无罪推定”。但不应忘记的是，常常被人文主义话语修饰的“无罪推定”，背后潜藏有工具理性的暗流：正是基于发现案件客观真相不但在终极上不可能，在操作上也经常太难实现，因此理性的制度需要在很多时候放弃苦苦求索，以所谓“法律真实”的幌子做一个了断，以维护制度自身的确定与持续运转。

然而，这种制度理性的后果之一，是法律上的表面确定与事实上的无法确定难免狭路相逢。与黄母类似的维权者，随着资源的可及性、个体理性能力的提高，今天已不少见：他们都坚信一个“事实真相”，即使自己并未亲见，法律也无从认可。这种追求而非探查事实的激情，引领他们踏上无法回头的“奥德赛”之路。而这当中释放的理性潜能与行动力即使不会震撼制度，也难免会让法律的程序理性捉襟见肘甚至狼狈尽显。这并不是制度理性的错，而是有限理性的人类注定面对的困局甚至悲剧——如果我们无法看到过去，就只有一条路继续前行，而倘若这样，则我们最多知道自己什么地方走错了，却永远无法相信自己在走本身就是错误。

——这样看来，奥德修斯倒是出奇地幸运了；他在特洛伊时的战友阿伽门农凯旋而归，却断没想到回来将死于王后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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