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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学家身陷“公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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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廉颖婷 2006-07-17 刊:010-64735588-6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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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伟现象”引发第二轮道德谴责

自 2004 年的 “ 郎顾之争 ” 和 2005 年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发表了 “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 5 个 ” 的言论以来,中国主流的经济学家就备受指责,经济学家已经沦为 “ 公众最排斥的群体之一 ” 。

钟伟最近有点烦。

因此在 7 月 4 日 的博鳌房地产论坛上,他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 最近我被一顿猛批,我很意外,像我这样的人还会被人批! ”

可就是这次嘉宾演讲,钟伟又一次将自己扔进了众人的“口舌”之中,成为众矢之的。

一句“我不知道老百姓是谁”,一时间又成为舆论猛批的焦点言论。

众所周知,钟伟的标志性名言是“经济学者不一定要替老百姓说话”。之前,钟伟还抛出了“银行跨行收费有理,并且还收低了”的言论。

这些接二连三与主流舆论相悖的言论,使这位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遭到了猛烈抨击。

由此,钟伟被认为掀起了国内第二轮经济学家遭遇舆论抨击的浪潮,并成为第二轮道德谴责的导火索。

其实从 2004 年的 “ 郎顾之争 ” 开始,中国的经济学家就逐渐整体陷入一场公众的信任危机之中。

再加上 2005 年 10 月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的 “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 5 个 ” 的言论,更加重了公众及舆论对国内主流经济学家的不满情绪。

而“钟伟现象”为经济学家受到普遍怀疑和指责做了更为全面的注脚。

钟伟叫屈

今年 2 月,钟伟一篇名为 “ 房产暴利是权钱合谋下对农民的掠夺 ” 的文章引出一片叫好。

“开发商每年为我们提供二三百万套商品房,但对此不必心存感激”,“房地产暴利链条的中端拴满着密密麻麻的瓜分利益的蟑螂,这种瓜分规模每年至少三五千亿元级的水平;而在链条的两端,分别是购房者和被征地的农民”。

然而“政府刚开始清除蟑螂的行动,钟伟突然一反自己说过的话,不仅指出‘中国房地产极大增强了国民幸福感',还开始疾呼房地产崩盘乃中国经济不可承受之重。”并得出“如果房价 12 个月内下跌 30 %,对政府而言,由此增加的负担相当于建行、中行改制上市的全部花费;对居民而言,大致相当于 14 %的家庭财产被蒸发、房地产崩盘 ” 的结论。

“从为小民鼓与呼,到为房地产商呐喊,数据与逻辑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才会让他全然忘却曾经的观点?”不仅 叶檀 博士感到诧异,民众也搞不清楚,为何以前站在百姓立场的钟伟突然间就转换方向,发出一些明显偏袒房地产商的言论。

此后, 6 月 21 日 ,钟伟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称,跨行查询每笔 3 毛钱是 “ 收少了 ” ,本来成本是 1.2 元。

这一言论又引来骂声一片……

“某些经济学家成为市场难堪的裸泳者。这一地位不是谁强加的,而是他们自己努力争取得来的。 钟伟 先生正在成为这样的代表。”

在舆论的指责声中,钟伟并没有选择沉默,而是抛出更为“招骂”的一句话来,“经济学者不一定要替老百姓说话”。

在之后的博鳌房地产论坛上,钟伟为他的这一言论进行了辩解。

“ 我想讲在中国这个过度尊重个人公民对土地使用权的物权性拥有,这是不可剥夺、不可让步的。这是我为什么不想做民意代表的原因。你让我代表的时候,我是不是始终会坚持你的利益,我应该支持谁?我不知道老百姓是谁。我只知道特定的群体应该做什么。 ”

资深财经记者侯宁认为,钟伟的这段话“语言虽罗嗦,但表述得已很清楚了。那便是,由于改革过程中对土地等的使用权、所有权的界定并不清晰,所以作为学者的钟伟搞不清他该代表谁,所以他便只能像 叶檀 博士指出的那样‘出尔反尔',最后当然便迷糊到‘不知道老百姓是谁'了,而只能‘知道特定的群体该做什么'!”

对于钟伟的反击,也有媒体舆论认为他是一位认真的思考者,所以在遭遇媒体评论者的抨击之后,他继续进行思考,并且从经济学者的正当责任这个角度作出了回应。

在媒体舆论的强势攻击下,钟伟有些招架不住开始叫屈了:“最近我被一顿猛批,我很意外!”

不过在众多批评指责声中,也有人站出来替钟伟说话。

《中国青年报》的青山,在《批驳钟伟的言论不能断章取义》一文中指出:最近某些媒体对钟伟言论的报道,有断章取义之嫌。

青山指出:“我看到了他在博鳌房地产论坛上的发言全文。我反复看了多遍,愣是没有找到‘我不知道老百姓是谁'这句话。相反,在这个发言中,我看到的是钟伟的一些符合民心的正确言论。如,他在发言中说,‘我不是政客,我不是官员,但是我想政策、决策都有成本,是国民福利增进的最大化或是国民福利减少的最小化',他还说‘政策是好政策还是坏政策,是取决于对公民福利的损害度'。”

中国的经济学家怎么了?

自 2004 年的 “ 郎顾之争 ” 和 2005 年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发表了 “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 5 个 ” 的言论以来,中国主流的经济学家就备受指责,经济学家已经沦为 “ 公众最排斥的群体之一 ” 。

之后, 2005 年 11 月 7 日 ,《中国青年报》公布了关于 “ 你相信哪位主流经济学家 ” 的公众调查结果:公众信任率超过 10% 的经济学家只有郎咸平 (31.0 % ) 、吴敬琏 (19.8 % ) 两人。

“由于郎咸平是香港中 文大学 教授,从大陆角度说实际被公众有所信任的只有吴敬琏一人。”

在大多数人看来,中国的经济学家已经成为一个不受民众欢迎的群体,并且正在成为一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有公开信息表明,截至 2001 年底, 274 家上市公司共聘请或提名了 500 余名独立董事,其中经济学家 131 名;时下 “ 明星经济学家 ” 的出场费是以万计的,并且业内还有 “ 排行榜 ” 。

因此不少人认为:“指望他们在游戏规则缺失下漫游回‘老百姓'的身份立场,大约等于祈求河神降雨一样荒唐。”

“这个世道上的经济学家根本就不是为穷人说话的,所以大家就能十分理解朗咸平的观点为什么受欢迎了。”皮海洲在他的博客中写道。

网名为三维透视镜的网友对 “ 钟伟现象 ” 作出了如此评价: “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各方利益的博弈时代,普通民众是很难在各级权力平台上直接行使自己的话语权的。如果在全民呼吁建设 ‘ 和谐社会 ' 的大背景下,弥漫的仍是喊房价要涨,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国有资产流失合情合理,那么我们还能希望实现怎样的社会公平呢? ”

“我们惟有寄望于那些有良知的经济学家们,不要为利益集团的魔棒所惑,不要钻进利益的潘多拉魔盒,而是能善用自己的话语权,为老百姓说话,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真正把脉并开出具有职业道德和水准的药方!”

不难看出,国内经济学家们的道德底线成为当前舆论谴责的主要标杆。

在《中国青年报》的调查中,公众认为经济学家应站在学术立场说话的占 58% ,而认为经济学家是站在学术立场的只有 7.4% ,基本否定了经济学家具有学术立场性。

认为经济学家应站在利益集团立场说话的只占 1.6% ,而认为经济学家是站在利益集团立场说话的竟有 69.7% 。

面对这组数据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到底怎么了?

经济学家为什么遭抨击

有业内人士认为,经济学家与舆论的相互攻击,是改革反思大讨论的一个延续。

而“钟伟现象”正在说明一个现象,“非百姓”代言人将越来越多。这似乎已是一股不可遏止的“历史潮流”。

更有学者认为,“经济学家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学术的水平,而在于学术的道德”。

事实上目前在媒体上批评经济学家的知识分子,其本意并不是反对市场。

“他们所反对的是权贵资本主义,被扭曲的市场。他们所批评的是银行乱收费背后的垄断,高房价背后的权力与金钱结盟,收入不公背后的权利不平等。”

对此清华大学 EMBA 特聘教授梁小民表示出同样的观点。

他认为公众对主流经济学家的不满,主要是对当前问题的不满。如腐败问题、贱卖国有资产、医疗和教育改革失败、最低层民众利益被忽略、下岗职工的隐性契约 ( 原来的低工资包含对医疗、养老保险等福利待遇的支付承诺 ) 没有充分兑现等等。

公众中不满情绪在堆积,对于掌握话语权的精英阶层丧失信任,而被认为是改革方案建议者的主流经济学家们自然首当其冲。这完全可以理解。

但公众对经济学家的作用有着普遍的误解:经济学虽然是显学,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都能在经济学中找到对应的解释,但在改革决策的过程中,经济学家所起的作用有限。

浙 江大学 教授史晋川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主流经济学家是有经济学的定义的,即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工具的经济学家,但公众理解的主流是指在政府经济决策咨询中较多发表意见的经济学家。许多经济学意义上的主流经济学家只是从事研究,并未参与决策咨询,指责他们是不公平的。

目前公众对主流经济学家的质疑,更多地是质疑他们的动机,即他们通过为利益集团代言而获取利益,这是道德层面的指责。如果要求经济学家必须无私,那么也应该同样要求所有人都无私,否则就是将经济学家置于了一个泛道德化的要求下,基于这样的前提提出的指责毫无力量。

对此现象,《南方都市报》的一篇评论一针见血: “ 双方都没有错,但经济学家实有必要谦虚地听听知识分子在说些什么。对于市场化进程而言,经济学家反而成为保守者,这恐怕是他们遭受抨击的根本原因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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