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术语，只是繁简各异。英文中，“术语”一词最一般的说法是“ terminology ”。不过该词意味中性，表达效果颇为无聊。更生动的一个用法是“ jargon ”（“夹棍”）。“ jargon ”一词光听读音就让人颇感奇怪，也正是因为这种词源上的拟声，可以指听不懂的怪话。虽然现代英语已常用其指称各类术语，但字面背后，隐隐地还是让人颇觉有反讽味道。有时，与其将之译作“术语”，不如说是“黑话”来得更恰切。

现代法律职业的术语花样繁多，不明就里的门外汉难免挠头。 贺卫方 教授近日在报上发表妙文论及此事（见 6 月 1 日 《法制日报》：《法律人说外语》），援引古今中外，指出法律人操持一套独特的话语体系，对维系法律职业（包括律师而特别指法官）独立性和客观性有重要意义。按 贺 教授的说法，近代以前西方法律人岂止说“行话”，干脆就是说外语（法语、拉丁文）；相形之下，中国的传统司法裁判者缺乏专业话语，和老百姓“异口同声”，似乎就是导致司法缺乏客观确定性，“援礼入法”、“揆情裁判”流弊至今的一个祸根。

贺 教授长久以来提倡通过法律职业化推动司法独立，可钦可敬。但这不能代替具体问题中的事实和逻辑。中国古代裁判者的语言是否太过大众而不够专业，实在可疑——按照传统社会民众的文化水平，未必有多少当事人能看懂之乎者也的判决书；同样难说的是，广大国境内，官话与方言土语的差别，就一定不能与拉丁文和其他欧洲语言的差别相提并论。这都还算细枝末节。更明显的问题是，一套独特的法言法语是否促成了司法的确定性和客观性，使法官脱离道德民情的影响，“只专注于逻辑推理”，至少自二十世纪以来的法理学争论都没有最后答案。即便抛开过于偏颇极端的某些法律现实主义流派的主张（如，司法完全由不可确定的法官个人生理心理因素主导），至少也还有霍姆斯大法官“法律的生命在经验不在逻辑”这句尽人皆知的名言。既然法律的客观公正都不只来自逻辑的客观公正，就更谈不到以是否拥有一套“夹棍”来判别司法客观公正与否了。

当然， 贺 教授的论说不只这样简单。正如他援引的托克威尔所言，法律人作为在暴躁的民主社会平衡民情的群体，专用的语词体系是他们特立于民众的表现之一。但总览《民主在美国》的相关章节，有一点需要澄清，法律人并不是因为话说得“转”（ zhuai ）而获得独特社会地位的；特别是，尽管法律人因总体的趣味、知识和传统而地位特殊，但他们能够扮演“平衡民主”这一角色，根本上是因为这些“知识贵族”在政治上鲜明地站到人民和民主的立场上。换句话说，一个群体是因为有合法性才可以“说黑话”，而不是像 贺 教授的逻辑暗示的那样恰恰相反。其实，操着别人听不懂的术语，却掌控着他人的生死贫富，无疑是很严重的事情。莎翁历史剧《亨利六世》中，农民军领袖咬牙切齿地高呼“第一件事要杀光律师”，就是认为法律人的作为让老百姓不可能理解：怎么能“随便在羊皮上画个圈，你的钱就不再是你的了”！

从法律人自身利益出发，多说“黑话”当然有现实的好处。根据波斯纳法官的分析，长期以来，传统的法律教育和职业培训模式，很大程度上维护的是职业群体的垄断收益。法律术语就是行业的“进入壁垒”：为了智取威虎山，就得先学会说“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尚可理解，但如果法律人过分迷信自己这套“黑话”是多么高明的东西，便很可悲。实际上，可 能贺 教授这样的理论学者不大关注，商业和市场法律才真正是术语最多专业性最强的领域，而它们的术语大部分来自市场经济交易本身，即来自客户，而不是法律人为“追求客观确定”生造出来的。而在一般的民事、刑事领域，由于法律需要处理的事实，与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具有大量的重叠，在夷平化的民主社会里，试图依靠建构一套“黑话”维护所谓的“独立性”，很有可能使法律群体本就风雨飘摇的社会合法性受到进一步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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