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药品中，又有 4 个品种被确定为假药。关于药品监管的问题浮出水面。

在此之前，关于国内有关部门在职能监管、市场监管等方面不断暴露出政出多门监管不力、交叉扯皮协调困难等问题，影响了实际管理效能。为此，有关人士提出不少有建设性的改革“处方”。例如，不久前，中国医疗体制改革课题组负责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建议“成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其它改革方案中的类似建议还有不少。笔者认为，机构依赖症的流行，弊大于利：

首先，这与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向背道而驰。精简机构、分流人员是政府机构改革的主要内容。几年前，国务院直属部委从 41 个减少到 29 个，可以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做到的。如果不是非常必要，就不应该考虑增设新的机构。仅仅因为一项改革的协调便利便增设机构，实在大可不必。

其次，新设机构往往会出现新的权责不清。例如，上述设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建议，其机构如何定位？它与卫生部之间的责权如何划分？它与其他部委是平行关系，还是可以凌驾于其他部委之上？

第三，带来新的财政负担。国家成立一个新机构，地方多半也需要对应设立（至少会在省级行政单位设立），一个庞大的行政体系当然需要财政的供养，而我国许多体制性改革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财政投入的严重不足。如果政府有钱成立并供养新机构，不如把那些钱直接投入到现实的公共服务中去。

政出多门、协调困难并不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中最紧要的问题，国务院有关部门完全可以履行起这样的职责。我们必须认识到，诸如医疗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社保体制改革之所以进展不大，主要是因为很多更重要更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甚至一些改革连大方向都没有确定。比如，在教育卫生医疗事业中政府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扮演什么角色？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医疗市场的政府垄断到底该不该打破？……正是在这些关键问题上，政府一直反反复复，举棋不定。

现代行政管理讲究权限确定化、职责明晰化、程序公开化、行为规范化，这样含糊不清的交叉点会越来越少。因此，在某个领域性的改革制度设计中，不要动不动就想设立新机构，一定要严防机构再度膨胀。政府机构改革是更全局性的改革，不要让局部改革影响了改革的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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