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1908 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至今，中国的“宪法史”已有将近百年，这期间出现了各种性质、各种形式、正式与非正式的宪法或宪法性文件计 15 部。然而第一部正式颁布的宪法却有一个很不好听的别名：“贿选宪法”。这个名称得自当时的总统曹锟： 1923 年，曹锟以每票 5000 元的重金贿赂国会议员、当选为总统，时人称之为“贿选总统”或“猪仔总统”；在其任内通过的这一部宪法，也就沾上了“贿选”的恶名。 5000 元究竟有多少，可以通过比较来认识：上世纪 20 年代，北京一个 4 口小康之家每月的伙食费为 12 元左右；公立大学的教授月收入大约在三四百元左右；而上世纪 30 年代早期的影星阮玲玉，其合同月薪在 1000 元左右——由此看来， 5000 元确实价值不菲；然而选票终究属于“公器”，议员们公器私用，被斥为“猪仔议员”也就毫不冤枉了。

当然，选举是要经济支持的，一些国家的选举被称为“金钱堆积的政治”也并非没有道理。尽 管柏杨 先生曾为此辩护道：“再浪费的选举，总比杀人如山、血流成河要好……浪费金钱，也比浪费人头要好。”但并不是所有的“浪费金钱”都有利于社会的，其中危害最大的就数贿选了。所以任何一个搞选举的国家都把贿选当做严重破坏选举的行为，不但要施以惩罚，而且会造成选举无效的法律后果——这里的“贿选”是指选举时直接用财物换取选票的行为。而候选人捐助公益事业、在竞选时做出经济承诺等行为一般不认为是贿选，因为这些行为通常不会直接左右投票者的选择，候选人对投票结果也无法控制；此外，选举活动中的一些人情往来，比如竞选集会上发放价格不高的纪念品、食品饮料等，通常也不认为是贿选，但在投票的时候，这种人情往来可能会对投票人的选择直接造成影响。各国在选举制度中大多规定“选举日停止一切竞选活动”，原因之一就是为了避免这种不良影响。

即便对贿选做了严格的限定，但贿选现象仍不少见。追根究底，贿选是贿选人和选举人通过理性选择所达成的交易，所以不妨从这双方的角度来看看“投票权值多少钱”的问题。

对于贿选者来说，付出的成本是贿金，收益则是获得选举胜利——当然，选举胜利只是收益的开始，之后贿选者还要将“胜利成果”转化为经济利益，以收回成本并获利。而这个转化的过程，也就是公器私用、以权谋私的过程，也就是给社会造成极大损害的过程。由此，减少选举胜利者公器私用的可能性，也就成为防止贿选的根本。不过，这种方法涉及到限制公权力的各方面制度设置，就不是选举制度本身能够解决的了。

另一方面，从贿选者的成本来看，贿选的成本越高，贿选发生的可能性也就越小——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命题：参与选举者越多，贿选的可能性就越小。因为参与选举者越多，贿选者要支付的贿金总数就越大。回过头来看曹锟的贿选，如果当时选举总统的是全国选民，恐怕 10 个曹锟也拿不出“每票 5000 元”的重金了。当然，“参与选举者越多，贿选的可能性就越小”这一命题有个前提条件，就是贿买“少数人”的一票和贿买“广大选民”的一票所要支付的贿金数额是相等的；然而实际上两者并不相等。多少钱能“拿下”一张选票，取决于选举人的理性判断。

对于选举人来说，贿选的收益是个人所收取的贿金，而成本则比较复杂了：首先，选举人要考虑贿选者获胜后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收回成本”，而这一过程对自己有多大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一般的选民由于缺乏政治势力，因此更容易遭受“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影响；其次，选举人要考虑一旦贿选被揭露，自己可能受到的声望、名誉等损失。在这方面，国会议员这样的“少数人”受到的损失通常更大；再次，选举人的经济状况也是需要考虑的。经济拮据的人当然更有可能受到贿金的诱惑，但也不是绝对的。当初一些国家在推行普选时，就有人担心：因普选而获得选举权的选民大多比较贫困，很容易被贿买。然而事实证明，当这些人认识到选举权的实际作用时，要收买他们也决不容易——但是以上这些因素要起作用，前提就是这样的选举是真正能决定候选人结果的选举，至少选举人自己是这样相信的。如果选举人觉得选举无非是走过场、装装样子，那么手中的投票权自然也就一钱不值了，还不如换一包香烟、两瓶啤酒更加实惠。

选举制度本身的设置，也会影响贿选的发生。防止贿选最常见的制度就是秘密投票：贿选者不知道选举人究竟投了谁的票。这样，选举人大可一面笑纳贿金，一面把选票投给其他候选人。另外，许多国家的选举制度禁止选民将选票带出投票点，也是出于避免贿选的考虑，因为有一种被称为“踩脚踏车”的贿选方法 , 就是利用选民带出的选票。比如：选民甲在投票点领取选票 A ，并不填写而是带出投票点，贿选者拿钱买来选票 A ，写上自己的名字后再交由选民乙带入投票点；选民工投入选票 A ，将空白选票 B 带出……依此类推，一场贿选就不动声色地完成了。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付贿选，也得注意这些细微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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