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海·钩沉 ]

这两人在吾人心目中的形象，一定有云泥之别，但都是慷慨赴死的古人，而且其慷慨赴死的行为还具有可阐发的意义。

说到慷慨赴死，最令人欣赏并为之掬一把泪的，我觉得是那位在临刑前索琴弹《广陵散》的文人——嵇康。一个临刑东市的书生，居然泰然处之，神气不变，索琴奏《广陵散》，曲终后叹曰：“《广陵散》于今绝矣！”这等风骨，即是我中华文化中“死的美学”之典范——一种并非我当年留学的东瀛日本国所独有的“精神文明”。这是我十多年前跟日本友人争论的一个话题，在此按下不表。

在此要说的是苏格拉底和李斯的慷慨赴死及其“意义”。苏格拉底拒绝越狱、领受毒酒、慷慨赴死的故事，许多人津津乐道，以致越说越玄，那其实都是对意义的理解。在吾人看来，这些理解固然不可全然无视，但最重要的倒是，苏格拉底对自己选择死亡之理由的实证论述，更值得吟味。在他看来，公民与法律之间存在着一种“契约”关系，作雅典的公民，就必须接受和尊重雅典的法律，如果对雅典的法律不满，则完全可以选择离开雅典迁往其他城邦；而他自己至今生活在雅典，并接受了这次的审判，这就意味着没有解除这一契约，为此理当接受审判的结果。

苏格拉底在死前跟自己的弟子们滔滔不绝地讨论这些问题，提出了很多今日仍有意义的概念，比如这公民与法律的契约之说，实际上就阐发了合法正义的一种可以论证的观念性理由。与“死的美学”不同，他的慷慨赴死虽然不失现代“行为艺术”的气韵，但更倾向于实践了一种“死的哲学”。当然，这种“死的哲学”也是相当高迈的，比如根据他的论述，支撑公民与法律之间的那种契约关系、并进而支撑了合法正义之具体正当依据的，乃是公民的迁徙自由——即可以因为不满自己所在国（城邦）的法律而自由地“用脚”去解除契约。这在当时的希腊估计是可行的，但在近代之后则需要宪法的保障了。所以，我曾想过，要论述迁徙自由的重要意义，不妨也可从苏格拉底之死谈起。但无论如何，这位伟大的哲人，主要还是以慷慨赴死的行为，实践了合法正义的精神，为后世提供了如何对待实定法的一种哲学态度。

李斯之死，跟他本人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就比苏格拉底所言的契约，就更为直接更为密切了，基本上可谓是作茧自缚、设构自陷、甚或“请君入瓮”版本的。因为，大家知道，这位秦国的丞相，乃是《秦律》的主要制订者之一，也可谓我中华法系传统实定法体系典型规范的始作俑者之一，没想到最后，他所参与定夺的五刑，就用在他身上了。据太史公在《李斯列传》载：“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夷三族”。据说，这“三族”指的是父族、母族和妻族，连坐起来总有数百号人吧，执行起来法场上势必尸骨成堆、血流成河。但对李斯而言，这实在没有办法，想当年他给秦始皇打工当丞相的时候，在骊山脚下也是一下子就“坑”掉了数百名儒生。这种默认，有点类似于契约精神，但跟苏格拉底的概念完全不同，也来不及像他早年曾经在厕所和粮仓之间慢慢观察老鼠，并且靠大型农耕社会人的那种特有感性，悟出了好男儿要去当官那样，上升到哲学高度。但李斯之死，实际上也是他的一种选择，他不知道是否意识到非法治社会官场中的巨大风险，却预先直接参与为自己的国家、也包括为他本人和三族，选择了一个没想到自陷其中、惨死而终的恢恢法网。

当然，李斯毕竟也不是那种承担不了非法治社会官场中的巨大风险，一旦闹到拉出去枪决的地步就尿裤子的孬种。而是被腰斩前，居然跟一起被押赴法场的儿子说了一句颇为著名的话：“牵犬东门岂可得乎”。诸位看官哦，别以为这厮临死前还惦记着跟儿子交流怎么个玩法搞腐败的事，也别相信一些文人所评价的“死无足惧的汉子”说。他，是“认”了而已。也就是说，他没有苏格拉底的哲学，只有无奈的心理，一种对于制度性的现实，所抱持的同样是万般无奈的心理。

也正因如此，李斯之死的意味，反而是深沉的，可能也蕴涵了不少黯然的意义，就看你这么阐释了。听《广陵散》并匆草于 2006 年 2 月 23 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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