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事胆大心细、处事小心低调、用大把的金钱为自己编织了看似强不可摧的关系保护网，原四川省乐山市东能集团董事长王德军正春风得意的时候，可能根本没有想到他会锒铛入狱。

2004 年 12 月 20 日 ，正在清华大学管理学院读 EMBA 的王德军被四川省纪委专案组带走。对官员的贿赂“成就”了他也最终让他翻身落马。

行贿的深渊越走越深

多年以前，王德军只是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通江镇的一个农民。家境贫寒的他一心想改变命运，他甚至四处举债，不惜连房子都抵押出去，办了一个小公司“悦来建筑公司”。但是命运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反而是变得更糟。开业数月没有一单像样的生意！痛定思痛，王德军总结出一点：没有后台，建筑市场上就不会拿到好的生意。

顶着巨大压力的王德军决定硬着头皮去找找自己的远方叔叔李玉书。经过不懈的努力， 1994 年 9 月，升任乐山市交通局局长的叔叔终于帮他承揽到了很多乐山高速公路上的工程。他也因此赚到了第一桶金。此次的经历，让王德军深刻的体会到了“关系”的重要。后来，他除了多次用金钱“报答”叔叔李玉书的同时，还用行贿的方式拉拢多位政府官员。由于“关系网”的处处照顾，王德军的羽翼渐渐丰满。 2000 年 8 月，王德军将公司更名为乐山东能集团公司。这也是乐山市唯一在国家工商总局获得批准注册的大型企业。

2001 年，已经是乐山市副市长的李玉书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处死刑。狡猾的王德军竟没有受到牵连。此时的王德军如果及时悔悟，或许结局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可是尝 到行贿政府官员甜头的王德军已经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停不下脚了。李玉书之后，原乐山市市委副书记等诸多官员，成为其生意场的新后台。王德军用贿赂铺了十多年的关系链也就是利益链，让他觉得没有他办不成的事情。

2002 年，乐山市犍为县传出消息，当地电力公司国有股进行转让。通过对原犍为县县委书记田玉飞 17 次共千万元的行贿， 2002 年 11 月，王德军以 4000 万的价格控股收购了拥有 4.6 亿总资产、 1.9 亿元净资产的犍为电力。在收购过程中曾有企业报出了上亿元的收购价，但是都没有得到参与竞标收购的机会。王德军因此身价大增， 2004 年以 0.98 亿美元的身价入选当年的福布斯内地富豪排行榜。

2004 年田玉飞事发被捕，犍为电力收购案中的巨额行贿事件曝光。之后王德军被捕。 2006 年 1 月 25 日 ，王德军因涉嫌行贿总额超过 2300 万元，被双流县检察院提起公诉。这起案件，也是四川省涉嫌行贿数额最大的一起商业贿赂案件。

反商业贿赂中

法律的职能是“警示”

　　国家三令五申打击商业贿赂的 2006 年，很多人寄希望于法律的作用。有一些人认为制定更完善的更专业的法律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此类商业贿赂事件的发生。但是更有法律界的人士认为，法律是在处罚犯罪的时候对其他人起到震慑的作用。

中国的商业贿赂有自身的文化特点，即以礼尚往来、吃吃喝喝、称兄道弟等来掩盖商业贿赂的实质。中国是个人情关系的社会，往往漠视法制、制度、规则。即使已经制定了很严密清晰的法律，但是人们做事的时候往往还是喜欢按着其固有的习惯去做，并不是按照法律的要求去做。金鼎律师事务所首席律师金晓光说：“法律的作用在于警示。中国商业贿赂的发生有很多复杂的原因。减少或者遏制商业贿赂的发生还要从源头上找原因。”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说：“现在行贿受贿的隐蔽性很强，往往不直接进行权钱交换，而是赠送贵重礼物，如纯金物品、古董、字画等；或者许以“期权”，退休后到公司来上班，兑现利益；或者为官员的子女留学出资，或者帮官员把受贿款存到国外银行；或者以节假日问候、住院问候、婚丧嫁娶等名义‘名正言顺'地达到贿赂的目的。”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阮齐林 教授认为，这些隐性的东西，条例法律不能解决，去“抓”去落实才是关键。比如，土地审批机关，不论把地批给谁，拿到地的人回头表示一下，都好像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有些甚至与法律无关。关键的还是在于我们怎么从细节上去规范市场，比如审批程序透明、公开，推动市场化的土地竞卖；削弱一方的行政权力；若有违规操作，同行之间合力抵制等等。

阮齐林 教授说：“现有的刑法，在定义、规制、处罚公司企业人员和国家机关人员行贿受贿方面没有缺憾。只是在一些事业单位向企业单位转化的过程中，业务人员的身份有些需要重新定义。制定更多反商业贿赂的法律意义并不是很大。”

高薪不能养廉

制度改革才是治病良药

在治理商业贿赂的各种办法中，曾经有一种建议是“高薪养廉”。但是高薪一定能养廉吗？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说：“过低的薪水肯定不利于廉政，但高薪也养不了廉。新加坡是在做到了廉政后才实行高薪的。肯尼亚是高薪养不了廉的典型案例，其高官收入是普通老百姓的上百倍，但该国仍然是全球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可见，建立廉洁国家要靠现代制度，要通过建立现代反腐败制度、现代政府治理制度来实现，也就是要行政公开、收入透明、新闻独立、司法公正等。”

接受本报采访的专家，无一例外的都提到，解决商业贿赂问题，需要从制度上下手。重新制定行业行规和公司制度，让行贿受贿失去土壤。金晓光律师说：“严格执法，一旦发现行贿受贿一方面要坚决地、用法律来打击震慑。另一方面从源头上阻止暗箱操作。让商业活动更规范和透明，两手抓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阮齐林 教授说：“商业贿赂现象严重，最终还是体制的问题。最终的解决办法是从非常细节的地方入手，让市场能够有公平的竞争的环境。如果市场一旦可以完全的透明、公平、公正，商人也不愿意去行贿，多出这样的一份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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