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

《学习时报》报道：

■ 2004 年我国公车消费财政资源 4085 亿元

■ 1999 年干部公费出国消耗财政费用达 3000 亿元

■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 2000 亿元以上

■三者相加总数高达 9000 亿元以上

如按 30000 亿元财政收入计算，几乎接近于 1/3

此数据一经媒体公开，公众一片哗然，皆大呼都知道这“三公消费”花了纳税人不少钱，但没想到数目已如此之巨。

作家高和在其作品《接待处处长》中提出了“亚腐败”一词，显然小说家的灵感来自医学上的名词“亚健康”。人如果进入“亚健康”状态，如果不适时作出合理的调整，那么离生病就不远了，那么国家呢？

按高和的解释，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消费涉及腐败，但由于不是贪污、受贿等人们熟知的腐败行为，所以不能简单地指其为腐败，称之为“亚腐败”，倒也贴切。“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消费”则成为了“亚腐败”的温床。

公款吃喝

6 个情妇的吃喝局长和流泪人头马

1 月 6 日 ，有媒体将原海南省临高县市政管理局局长邓善红的十年劣迹披露出来，他除包养了 6 个情妇令人瞠目外，公款吃喝的功夫也着实不同凡响。

有关部门对邓善红的调查中，发现其任临高县临城镇镇长期间，欠下临高县一酒楼 13 万元，最后使镇政府被迫靠卖地和停建办公楼来偿还吃喝账；在邓调任临高县市政管理局局长后，公然将他自家经营的大排档作为该局的定点招待用餐单位， 3 年共吃掉 66 万元。

临高县国土局大楼旁原有一家“临高妹”大排档，建于 1996 年，以经营美味的塘虱鱼煲闻名全县。后来，邓善红接手经营了这家大排档。

2001 年 12 月，邓善红任临高县城市建设与环境卫生监察大队队长（ 2004 年改为市政管理局）后，把临高妹大排档作为该大队的定点饭馆，招待其业务关系单位和供其人员加班用餐， 3 年时间吃掉 66 万元。

2005 年 5 月，邓妻陈某把市政管理局告上法庭，要求该局支付 2002 年至 2004 年 10 月 25 日 在临高妹大排档签名赊账用餐费用，共计 12.5 万元。

邓善红在公款吃喝上的惊人之举最早可追溯至 10 年前。他的名字伴随着 2001 年轰动一时的“临高百万吃喝账”事件，曾反复出现在互联网上和全国大大小小的报刊中。

豪庄酒楼曾是临高县规模 最大的一家酒楼。该酒楼遇上 20 多家单位吃饭不给钱，而且一欠就是 8 年，累计欠款近百万元。豪庄酒楼的老板符亚清介绍，临城镇政府从 1994 年开始在他的酒楼定点吃喝，到 1996 年初，已欠款 22 万多元。 1996 年，邓善红就任镇长后，继续在该酒楼定点吃喝。到 1998 年 5 月邓调走时，不但上届领导欠酒楼的钱没还，邓这一届政府又欠下 13 万多元。由于欠款太多， 2003 年，该酒楼终于倒闭。

但邓善红对这一切毫无歉疚之意，泰然自若地说：“没有钱，你也不能让检查组的同志饿着肚子回去，这里是乡下，情况就是这样子啦。”

轰动一时的“人头马”事件中广东清新县的教育局官员们与邓善红的某些观念颇为契合——“公款吃喝花钱无所谓”。 2005 年 7 月 24 日 ，几位志愿者在清新县见证了他们的丑态。

这几名大学生是中国扶贫基金会派到当地进行入户调查，以便基金会有针对性地进行资助的。几天下来，三位志愿者对寻访的过程还是挺满意的，但当寻访工作终于告一段落，县教育局的领导为了表示感谢，决定一尽地主之谊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在觥筹交错间，“老土”的志愿者忍不住问了一句：“这喝的是什么？没喝过。”教育局的领导很有些得意地回答“人头马”！志愿者愤怒了，一位志愿者当场质问：“我们是来扶贫的，不是来大吃大喝的，我们吃不下！”

志愿者全都哭了，为人头马哭了。

公费出国

急切找赌场的副市长与 12 天行程半天公务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更多地“走出去，请进来”，向先进的国家学技术、学管理成为一种实现快速发展的有效途径。

然而时下的公费出国学习、考察却成了很多干部的福利。如此一来，有钱的单位出国学，没钱的单位贷款也去学；国内能学的国外学，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学；领导学了干部学，学了周边漂洋过海学。

在俄罗斯生活的 张 先生告诉记者，几年前他作为地接曾经接待过一个由南方部分中小城市副市长组成的考察团。

“第一天，他们入住在一家不太上档次的宾馆里，问起来他们的领队说是为了节约，毕竟是出来考察的，让人肃然起敬，心理琢磨着这真是一群父母官。第二天，他们刚缓过旅途的疲劳就现了原形，某县级市的副市长把我拉到房间了，急切地询问‘这边赌博不是合法吗？带我到赌场转悠转悠去'。我伪称自己平时不常在这个城市推掉了。后来得知，他到底让一个留学生领到了赌场，一晚上输了几千美金，还直抱怨没有澳门的赌场气派。他们那个市我以前去过，穷的一塌糊涂。”已经不年轻的 张 先生说到此处露出了“愤青”的表情。“还以为是个别现象，第三天开始，他们就去高级饭店吃饭，一桌 8 个人， 2200 美金一桌，晚上则集体去了该市最大的脱衣舞夜总会，回来还说这次观摩的不错。这些年，这样的公费团我算是见多了。”

副市长们在俄罗斯近 10 天的行程，只有大约 3 天算得上是公务，但是和今年初广东某部门组织的一次赴印度的商贸洽谈会比起来却称得上是大大的务实了。

此次代表团的行程共 12 天，其中香港购物两天，马尔代夫观海景 5 天，斯里兰卡领略异国风情 1 天，印度旅游 3 天半，在孟买举行的商贸洽谈会——停留半天。

商贸代表团人均花费并不多， 12 天才 3 万多人民币，而在雅典奥运会期间，有数批中国“奥运考察团”前去雅典考察，某市前后竟去了 4 批考察团，考察团的费用令人吃惊：一个为期只有 4 天的团，每人费用竟高达 17 万元人民币，平均每人每天花费 4 万多元人民币。一些所谓的考察团还“顺便”到欧洲其他城市转了一圈。考察的“羊头”下露出了公款旅游的“狗肉”。

公车消费

公车变脸绝技和下乡专用越野车

本报去年 11 月曾在《 11 年公车改革备忘录》一文中提到，现在公车车牌流行“变脸”只要装上一种电动变换号牌装置，在车内轻触按钮，转眼间，一辆惹人注目的官车号牌就变成寻常百姓或普通公车号牌。 2005 年 7 月，四川省在成都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参加者均是来自全省各个市、州的官员及各个省级部门的领导。记者在停车场中看到，在一排排仪态庄严的黑色官车中，一些悬挂着“川 A 、川 F 、川 L 、川 B 、川 R 、川 T 、川 O ”等号牌的车辆，就安装着这种“变脸”设备。一位开官车的司机师傅悄悄告诉记者，这些车只要一出大院，有的你就再也找不着了，“车牌一换，想官就官，想民就民”。

而光明网上的一篇题为《行政管理费用飚生折射权利监督机制缺位》署名评论中的现象则更加触目惊心，文中写道“笔者所在区政协有主副政协主席 6 人，相应也就配备了 6 辆公车。是否政协主席的工作繁忙一定需要 6 辆车？答案是否定的。当然，这体现了所谓待遇问题。笔者所在区主要党政官员还不止 1 辆车，他们分别有 1 辆房车和 1 辆越野车，有政协委员质疑过此事，回答是工作需要。在城内开房车，在城外开越野车。但笔者始终没有明白的是：作为主城区的领导究竟有多少时候要到“野外”去？

西部一个不太发达的中型城市的锅炉所所长，行政级别科长，最近给自己换了一辆现代 TUNSON 越野车。虽然他几乎不会因公去“野外”，但是他话说的敞亮：“有上级领导或者下面的厂长来了，去水库钓个鱼不得有个方便好用的车嘛！”

“三公消费”之耻

一位热心的网友算了这么一笔“民生账”，国家今年的“三农”专项资金才 3000 多亿，而义务教育未来 5 年的追加经费累计才 2000 多亿，而按现有数字，公费出国、公费养车、公费吃喝等“三公消费”，每年就要消耗财政资金 9000 亿元。

如果把这 9000 亿元公款用于解决低保人群生活，按年人均 2000 元计，则至少可使 4.5 亿人获得基本生存保障。这样，不仅城镇贫困人口可完全享受最低生活保障，而且所有农村贫困人口也能获得最低生活保障；若把每年耗费的 9000 亿元公款用于解决农民“看病难”问题，则农民人均每年可以获得 1200 元医疗补助或医疗保险补贴；若把每年耗费的 9000 亿元公款投资九年制义务教育，不仅全国中小学生都可享受真正意义上的“全免费”，而且还可使全国所有中小学实现教学硬件的现代化；若把每年耗费的 9000 亿元公款用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出 5 年，包括老少边穷地区所有农民，都将住上崭新楼房……

然而不幸的是，这笔惊人的财政资金，却被各级官员们带到国外和境外给“潇洒”掉了，却被姓“公”的大小车轮们给“抛撒”掉了，却被“大嘴”们在灯红酒绿中给“消化”掉了！

对此，社会科学院学者杜昌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不能说国家不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单公费出国一事，就先后有《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禁用公费变相出国（境）旅游的通知》（中办发〔１９９３〕１６号）、《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跨地区跨部门因公出国（境）团组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办发〔１９９７〕２９号）、《关于出国（境）举办招商和办展等经贸活动的管理办法》（外经贸政发〔１９９５〕第４８１号）、国家外专局和外交部《关于派遣团组和人员赴国（境）外培训的暂行管理办法》（外专发〔１９９３〕３１４号）、《中共中央纪委、外交部、监察部关于对跨地区跨部门团组加强管理、监督和检查坚决制止公款出国旅游的通知》（外管函〔 2000 〕 426 号）等等一系列的规定。

但是很多问题已经积重难返，想要一下子都解决了是不现实的，这需要政府更大的决心和力度，对那些有“特权阶层”心态的官员进行“攻坚”。把对“公车消费、公费出国、公款吃喝”的改革作为落实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的一个重要内容来抓。简单地说，“八荣八耻”中提到的“以背离人民为耻”，而这些干部却对公费出国旅游、更换更高级的座车这样背离人民的行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至于解决途径， 杜 先生认为，大力整治财政预算内外收支，用立法的方式来规范国家公务人员的职务消费，把所有的消费控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则是清理“亚腐败”温床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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