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河州民政局挪用农民养老保险基金窝案调查

核心提示

启自 1992 年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一度被誉为广大农民群体“没有围墙的养老院”。然而，由于现行制度和监管的“缺陷”，数额巨大的农民养老保险基金多次成为不法分子眼中的“唐僧肉”。

坊间认为：红河州民政局腐败窝案并不是特例，早在 10 年以前，广州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就被非法挪用近 10 亿元，至今还是一个巨大的窟窿。此外，湖南、云南玉溪也多次发生挪用贪污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案，如此多的挪用案件发生，无一例外地拷问着我们的养老保险制度的设置和对基金的监管。

12 月 29 日 ，云南省红河州民政局局长罗理诚因涉嫌挪用 6000 余万元农村养老保险基金和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这个涉及官员多达 15 人的腐败窝案，随着对罗理诚的审判渐渐为社会知晓。

“对于州民政局和罗理诚的案件，我们不能向你透露相关情况”。 2005 年 12 月 30 日 ，就在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对罗理诚宣判后的第二天，红河州有关部门婉拒了记者的造访。

而来自民间的声音却是：应该廓清这个案件的真实情况，查找原因，才能有助于惩前毖后加强监管。

参保农民没有领到保险金

挪用巨额农保基金案件浮出水面，源于 2004 年在全国掀起的“审计风暴”。在此之前，由民政部门管理、按照规定应该专款专存的近 6000 万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去向，似乎没有引起当地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

2004 年 3 月，根据国家审计署的统一安排，审计署驻昆明特派员办事处财政一处开展了对红河州本级财力状况的调查。在这次之后被媒体称为“审计风暴”的事件中，对一个地级政府的财政审计看起来就像一次最普通的例行审计。

调查之前，审计部门经过分析，确定了未在红河州政府行政中心内办公、单独建盖了豪华办公大楼的红河州民政局作为审计的重点对象。原因很简单：一个靠全额财政拨款的单位，如何有能力率先跳出行政中心，建盖豪华办公楼？

按照程序，审计组首先对该局进行了内控制度测评。

“测评的结果却让人吃惊，该局竟然没有《财务管理办法》，基建账户没有实行集中管理，资金管理无序，所建宾馆、歌厅、高档职工住宅和办公楼等多项建设资金来源也不清晰。”红河州民政局一位干部向记者转述了当时参与审计的负责人对该单位的初查评价。

就在审计组驻民政局工作的时间里，一封封举报材料送到审计人员手中，举报材料多次提到：民政局管理的农保基金去向不明；原本以“滇南救灾物资储备中心”立项建的该救灾物资仓库被民政局领导租给了私人，办成了歌舞厅。

举报材料引起了审计组的重视。通过查账，审计人员发现： 1996 年至 2003 年，红河州各县共汇入红河州民政局的农保基金总额为 6047.89 万元，但截至 2003 年末，其农保基金账户上仅剩 136.99 万元。

近 6000 多万元的农保基金不见了 ! 难道数额如此巨大的基金都兑付到参保农民手中？

通过就近调查该州蒙自县雨过铺镇的投保农民，审计人员发现：投保的农民已经有两年多未能领到一分养老保险金。该镇农保所也反馈了相关信息：该县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收、发放工作曾一度有两年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仅该镇就有 29 人应领却未领到养老保险兑付金。

该镇参保农民还反映： 2004 年初，在他们向有关部门多次上访的情况下，红河州民政局才将为数不多的农保基金拨付到乡镇民政办，但审计调查时这些资金仍没有发到他们手中。

谁动了农民的养老钱？

作为在农村推行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的较早地区，位于滇南的红河州因为有较好的农业基础，一开始就受到农民的欢迎。始于 1996 年的农村养老保险，在当地民政部门和劳动部门的努力宣传下，几年时间里先后有 108000 人投保并缴纳了保费。所有参保的农民都在美好想象中，等待着有“像工人一样领取退休工资”的那一天。

然而所有事实证明：红河州的参保农民可能面临养老金的无法得到兑付的危险。

面对审计部门的询问，红河州原民政局局长罗理诚和原农保处处长黄有文最终承认：农保基金被民政局外借了！但罗理诚同时辨称：出借农保基金是为了增财生息，是由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的。

但罗理诚的辩解马上被审计组查明的事实揭穿：该局其他领导班子成员都表示未曾参与研究和决策出借农保基金的事项；该局的这三年的会议纪要和会议记录，从未有过研究决定出借农保基金事项的文字记载；所有的借款合同上面都是罗理诚“同意出借”农保基金的亲笔批示。

其实早在 2004 年初，记者就因为采访事宜同罗理诚有过接触。当时罗理诚对自己出借农保基金一事还“颇为得意”，据他当时介绍，如果按规定将农保基金存入银行，利息孳息不够将来兑付参保农民，出借农保基金、让基金“在外营运”是实现基金增息的“好办法”。

罗理诚就是在这种“看似合理”的前提下，完全不顾“养老保险基金主要通过购买国债和存入银行增值，任何部门都不得挪作他用和用于直接投资”的规定，出借了所有的农保基金。

审计组调查后发现： 1997 年至 2003 年，罗理诚先后将 6345 万元的农保基金出借给私人承包企业和单位。直至审计人员调查时，尚有 5200 万元本金未能收回。

其中，由罗理诚亲自决定，两次借给私营企业 60 万元和以垫支本局基建工程款为由，分别出借给三家施工单位的 590 万元以及另外出借给下属单位，用于支付本局工程和偿还基金借款的 220 万元等农保基金，有的没有设定抵押物，有的超过诉讼时效，有的早已成为该局豪华办公楼的砖块和水泥。

通过调查，审计组还发现一条更值得重视的线索：罗理诚出借的农保基金中，除了上述近 2000 万面临无法收回的境地外，另外还有高达 4280 万的巨额基金借给了温州商人承包的，曾经是民政局募办的下属企业“红福经贸公司”。

基金处于无人监管　状态

6000 余万元资金被挪用、民政局没有靠财政一分钱的投入就盖起了浩大的“民政社区”、数以万计的投保农民没有得到兑付，这些现在看起来触目惊心的问题，在几年的时间里，难道没有引起当地有关部门的重视？

国家审计署昆明特派员办事处在感到“纳闷”的同时，也时刻感受到审计过程的“艰难和孤独”，面对民政局的“不配合”和有关部门的消极对待，审计人员感到：挪用农保基金窝案还有更复杂的背景。

由于红河州有关部门对记者的采访要求莫衷一是，关于农保基金被挪用时当地有关部门持何态度记者不得而知，但审计资料显示：早在 2002 年，红河州审计局就掌握了红河州民政局非法挪用农保基金的问题。

据了解， 2002 年红河州政府进行了机构改革，在将农村养老保险的职能划归到了红河州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过程中，红河州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已经发现农保基金被挪用，随即向有关部门提出了对农保基金进行审计的要求。

红河州相关部门在审计后作出：“（红河州民政局应该）停止借贷款，尽力催收己贷、借出的，减少基金流失的风险”的审计意见。但红河州民政局不仅没有按照这个意见进行整改，反而于 2003 年再次挪用农保基金 100 万元出借给为本局施工的有关公司。

与此同时，当地农民因为养老金不能得到正常兑付也到处上访反映问题或要求退保。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红河州有关部门依然认定“民政局己按审计决定意见作出了改进措施。（红河州有关部门）审计决定反映的情况不影响（对罗理诚的）提拔使用。”

红河州政府部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分析认为：罗理诚案件反映出红河州有关部门对于巨额农保基金的管理完全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

有人还认为，罗理诚在依职权掌握这些款项后，曾经试探性地将部分基金用于民政局的建设，这种违法的情况不但没有得到有关部门查处，红河州个别领导甚至认为罗理诚“有脑子、懂经济”，在不等、不靠、不要的基础上就率先建起了令其他部门羡慕的办公大楼。这种默许甚至鼓励的态度使罗理诚挪用农保基金的胆子越来越大。

艰难善后，谁是埋单人？

“红河州民政局挪用农保基金窝案的教训是深刻的。”记者在红河州采访时，该州政府官员无一例外认为：政府对农保基金的监管不力，发现问题没有及时处理，让违法犯罪分子钻了空子，导致了系列问题。

“这更像是一场游戏。”当地民间人士认为：温州商人李孝銮精心设计了一条“圈钱流水线”，让那些大权在握的干部成为“流水线”的“工人”。而今，随着罗理诚的最后审判，“圈钱流水线”不在了，部分责任人也受到了法律追究。但是在追究相关责任、廓清历史旧账之外，尽快追回当年的问题放款、尽可能弥补农保基金的损失显然是当务之急。

记者在红河州采访时了解到：注册资本为 5 亿元，号称十数亿资产的和泰集团，甚至一度还欠着租住房东的房租，案发后，有关部门将和泰集团的资产拍卖，也仅得到 1000 余万元，要想从和泰集团追讨全部借款，恐怕也是一件不现实的事情。

红河州相关部门也表示：何时能完成这个繁琐的“追债工程”，最终的损失结果至今也无法确定。

追讨不力会否影响养老保险金的发放？当地政府一直没有向投保农民表态。但从长远来看，到了兑付高峰期的时候，肯定会存在着入不敷出的潜在危机。

民间人士认为：这样巨大的亏空，现在还负债累累的红河州民政局不可能靠拍卖豪华办公楼就能够完全兑付，在现今关于农村养老保险相关政策还不太健全的前提下，当地政府一方面可能靠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国家补贴缓解兑付危机，一方面可能从其他地方调集基金来暂时弥补兑付缺口。“但国家和政府为这件挪用窝案埋单将是不争的事实”。

但也有人对此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现今国家对农村养老保险之外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缺口问题还正在研究，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原本就不是那么完善，要国家和政府埋单可能还会有个长期的过程。

记者了解得知：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截至 2003 年 6 月，全国企业累计欠缴基本养老保险费 436 亿元。而目前全国退休职工共计 3800 多万人，且以每年 200 万人的速度递增，每年的养老金开支需要 2000 多亿元。

为弥补当期的养老金缺口， 1998 年财政资金开始注入社保基金， 1998 年全国财政划拨 20 多亿元用于支付养老金，此后财政划拨数字一路攀升： 2000 年升至 338 亿元， 2001 年为 349 亿元， 2002 年为 408 亿元， 2003 年更上升至 474 亿元。尽管 2003 年当期出现了养老金收大于支的状况，但这是在财政资金注入的情况下实现的。

显然，普通社保基金统筹账户的缺口还在不断加大。处在保障体制边缘的农村养老保险本来就现存不少问题，特别是红河州挪用农保基金窝案涉及个人犯罪，要在短时间解决这个资金缺口，恐怕不易。

①凡本网注明“本报”的所有作品，版权均属于法制早报，未经本网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上述作品。已经本网授权使用作品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并注明“来源：法制早报”。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②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法制早报）”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③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30日内进行。

※ 联系方式：法制早报网络部

邮箱：news@chinalegalnews.com.cn

电话：010-64735588-6165

法制早报网络部制作 文章版权归法制早报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