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男同性恋艾滋病患者独白

2005 年 12 月 1 日 ，第 18 个世界艾滋病日。

今年的主题是“遏制艾滋，履行承诺”，然而在世界艾滋病患者“批量”上涨的趋势下，这个口号却任重道远。日前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表示，《艾滋病防治条例（草案）》已提交法制办，并且将在近期出台。

据一项调查显示，中国目前的男同性恋保守估计有 500 到 1000 万人，占全国男性总人口的 1% 到 2% ，他们的艾滋病毒感染率为 1.35% 。这一数字比普通人群的感染率高将近 20 倍。正如一位官员所讲：在中国感染艾滋病的高危人群中，男同性恋已经仅次于吸毒人群，排在第二位。

■　面对面　■

“能活着，真好”

□特约记者 于淼

“今天已经是第 5 天了，我依然活得很好，心情也不错，外面的天空可是很少见的大晴天，碧蓝的天空是我最喜欢的颜色。看看我自己，还是很帅气很可爱的。上帝虽然给了我一个‘同志'的身份，让我天生就喜欢男人，但我知道，一个同性恋者，是不可能被中国大众所接受的。而我现在不但是个‘同志'，而且还是一个 HIV 病毒携带者身份的‘同志'。我不知道我的未来是个什么样子，或者说我没有未来。”

这篇文章名为《同志所不能承受之重——一个同志艾滋病感染者手记》，它悄悄躲在红树林论坛的板块里。一位网友看后留言：“我是一个艾滋病毒感染者，也是一名同性恋者。我想以自己的真实经历和感受告诉大家：同性恋者感染艾滋病的问题固然重在预防，但一旦感染后，心理疏导更加重要。”

角落里的采访

11 月 25 日 晨。北京。当钟声敲响 9 下，我准时在西单商业街上等待着旭东。旭东是一位“同志”艾滋病感染者。他如约而来。旭东说：“只要是不暴露我真实身份的采访，我都会接受。我想告诉大家，预防是多么重要，我呼吁他们可以采取措施，洁身自爱。”旭东戴一顶黑色的帽子，穿一件很旧的皮夹克。他的裤子很肥，脸很瘦，眼睛很大。整体看上去，像是被衣服不自然的包裹着。

阳光同时撒向我们，我带他穿过熙攘的人行马路，寻找着相对隐蔽的采访地点。

“我今年 47 岁，孩子都上大学了。上初中时，我就喜欢男孩儿，那种斯文阳光的男孩儿。我是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一群人，生活本就压抑着。而我们这些同性恋者更压抑，没有同伴可以倾诉，更不敢告诉家人。迫于家庭的压力， 1984 年，我结婚了。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初，我在杂志和报纸上看到了一些有关同性恋的报道，以李银河写的居多。我惊喜极了，因为我终于搞清了我是个彻底的同性恋者。 1993 年，我认识了我的第一个 BF （男朋友），我们现在还有联络。”旭东讲述的过程中，如有人介入我们的视线，他会警觉地扭头看看，然后停顿下来。“我和同性在一起，能获得想象不到的快乐，这是和异性无法比拟的。我爱他，他也爱我。这样的关系，我们保持了十多年。”

“如果让我说，为什么男同性恋中艾滋病传播得比率较高，是因为性伴侣过多的缘故。”旭东一语道破。“我们的生存环境本就狭义、阴暗，我们是永远不可能被摊在阳光下的一个群体。所以，当结识了圈中人，就会很兴奋。但人和人不同，有的同性恋者只要性，而我不是。”

为何患上艾滋至今还是谜

追求真挚感情的旭东还是在 2000 年 10 月倒下了。他开始频繁感冒，并伴有高烧，之后是持续低烧，还有头晕、食欲减退等症状。当确诊感染了艾滋病时，旭东说：“你无法想象我当时绝望的心情，就跟死了没什么两样”。他整夜未眠，受到身心双重煎熬。他想着该如何告诉妻子。“我当时只有三个想法，一是把所有秘密都告诉她；二是离婚；三是把治病的钱省下，留给儿子将来上大学。”妻子在得知一切后，第一句话说：“为什么偏偏要得这种病？！”但之后，妻子还是宽容地接纳了他。

“除了妻子，我谁也没告诉，包括他。因为我无法面对他，或许我存有私心，但我真的不想让自己从恐惧、绝望到自杀这一切让他重新来过。我能想象到后果，无法收拾的后果。自从我知道自己患有艾滋病以来，我就没再和他发生过关系。我还和他认真谈了一次，我希望他能去做 HIV 的检查，但是他害怕，一直没去。他问我为什么要这样，我说，我去查了，我没事，我只是希望你也去查查。现在从我感染艾滋病到现在，已经有整整 5 年了，我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异样，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但是，谁传染给我艾滋病，这至今是个谜，因为我身边没有感染者。”

他得到了安慰

后来，旭东还在精神上找到了一位倾诉者——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医生 张北川 教授。曾获“马丁奖”的张北川给予了旭东极大的关怀，使他觉得自己并不孤单。同时，旭东作为北京地坛医院艾滋病临床试验者，一直得到了免费的鸡尾酒治疗，使他的症状得到及时缓解。旭东说：“地坛医院的医生告诉我，积极治疗就会像正常人一样工作生活，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染病后，旭东积极地参加抗击艾滋病的公益活动，他与北京许多抗艾组织都有联系。他现在是北京红丝带之家的理事成员之一，还曾在全国性艾病民间自救组织“红树林”帮过忙。身体好时，他还会参加张北川等人组织的全国“同志”网络会议，以同志艾滋病感染者的身份讲述自己，警示社会。

但是，大环境不容乐观，由于社会传统观念的约束和舆论的压力， 80% 以上的男同性恋者最终会选择一个异性结婚，组成家庭。结婚以后，并没有减少他们和同性间的性行为，而他们的配偶大多数对此一无所知。一旦他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便会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影响他的妻子和下一代。因此，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以科学务实的态度来对待高危人群并且对他们进行预防艾滋病的有效干预，这是中国政府的理性选择。

“我现在尽可能地保护别人。在家里，孩子、邻居都以为我得了肝炎，我也很少和他们接触，我有单独的水杯、碗筷，习惯了。”旭东在得病后买断了工龄，他现在每天的生活是去股市，或上网、看书，对未来他没有奢望。他说：“能活着，真好。”

哪怕你憎恨、抗拒、或不喜欢。但同性爱，不是病，也许只是他们自己都不得不接受的生活方式。采访结束，目送旭东离开，他瘦弱的身影渐渐被人群淹没，他没有回头。

（文中人物为化名）

■　专家观点　■

男同性恋者在感染艾滋病高危人群中位居第二

□本报记者 李亮

在第 18 个世界艾滋病日来临之前，零点调查·前进策略发布了《 2005 年中国居民性安全指数报告》，从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和艾滋病的预防措施两个角度对于中国居民所掌握的艾滋病相关知识水平进行了考核，结果表明：如果用百分制衡量，目前中国城市居民艾滋病相关知识水平仅为 52.5 分，处于不及格水平。看来，“遏制爱滋、履行承诺”，中国政府要做的还很多。

李银河

填补国内同性恋研究的空白

著名性社会学家李银河和她的丈夫王小波曾著《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堪称中国近年来第一部关于同性恋的学术专著。书中罗列了大量的关于同性恋的调查，填补了国内同性恋研究的空白。

在书中，李氏夫妇强调，不少调查对象都有过同几十人、数百人性交的经历，但其中真正具有感情色彩的关系仅有几次而已。“固定的同性恋对子总是不能长久”。李氏夫妇说：“在我们的调查对象中，同性固定伴侣中交往时间最长的是三至五年，最短的仅有二至三个月，中位值是二至三年。”

徐天民解读

男同性恋艾滋病高发原因

中国性法学会理事长徐天民老先生在同性恋方面很有研究，他指出对于同性恋的认识，社会经历了很长的一个过程。“在 2002 年时，中国卫生部曾出台《精神病诊断标准》，比较权威，规定同性恋并不属病态。但没有人愿意站出来公开身份，是一种很隐蔽的‘地下组织'。”

据徐天民介绍，男同性恋成为易传染艾滋病高危人群的原因有三：

一、高度危险的性行为。“肛交是男同性恋者主要的一种性行为方式。直肠细胞是很薄的一层，很容易破裂。而艾滋病主要靠血液和体液传播，所以这种性交方式是高风险的性行为方式。”徐天民说。

二、男同性恋多是多性伴侣，并且更换频繁。有同性恋者这样解释：“两个同性男人之所以不能长期在一起，是因为我需要的也是你需要的。同性恋大部分是胆怯的、文弱的，希望对方是骠悍的、阳刚的……因为一个同性恋男人喜欢的是一个真正异性恋男人，一个真正完美的男人。”恰似《蛛女人的吻》中一同性恋者的独白：“我始终在等待一个真正的男人，可是真正的男人要的是真正的女人。 " 徐天民说：“由于这个族群的特性，加大了艾滋病的传播危险。”

三、男同性恋者普遍和异性结婚生子，扩大了传播人群。徐天民介绍，男性同性恋又分三种。一种是绝对同性恋，不对异性感兴趣；第二种是双性恋，一般组成了正常的家庭；第三种是不愿意暴露同性恋身份而被迫组成家庭的人，占多数。“这样就会造成艾滋病不单在同性恋中传播，也会传播给普通人群。”徐天民不无忧虑地说。

张北川

不要歧视男同性恋者

在世界艾滋病日来临之际， 张北川 教授忙得都顾不上休息，一聊到艾滋病问题，他的语气很沉重。说起男男性接触者对艾滋病的影响，张北川举了个例子：“在北京，我认识的一位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医生，他曾亲自见了 11 位艾滋病毒携带者，其中 9 个是因男性接触而感染上的。”

据张北川介绍，美国与中国曾在北京合作了一个项目，监测对象限于男男性接触者，以前研究了 480 例，结果发现艾滋病感人群占到 4-5% 。“作为男同性恋人群，在全部的艾滋病感染者中，只占 5% 到 10% ，这个比例从某种程度上说，接近于这个人群占整个人口的比例，不要因为这个人群可能艾滋病感染率高就歧视。这样做只能加重这个人群的感染，而这个人群一旦感染率高，我们全社会都要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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