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辩之余

■本栏宗旨：以 “ 法辩 ” 观点为思考样本，为 “ 公共利益 ” 独立反思！

百年之后看科举：不得不警惕的舞弊及背后

历史往往富有戏剧色彩。

100年前的这个时候，科举制度被废除。100年后，重庆市宣称受教育部委托起草了规范考试行为的《国家教育考试法》，其中重要内容就是打击已经呈现严重态势的舞弊行为。

二者本是风马牛不相及，但是细细回味，暗暗比较，竟发现前后一百年的惊人相似！

科举制的意义与成败本文不作讨论。其在一千多年的功过是非之后而退出历史舞台，这本身有值得省思的地方。科举制的废除固然与其晚期体制的僵化有关，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作弊的无处不在，则成为科举制最终垮台无法回避的因素。

为了防范舞弊，历代封建政府费尽心思，据说，明太祖朱元璋知道士兵们对应考士子浑身上下细细搜查的做法大不以为然，对大臣们说：这些都是读过圣人诗文的人，怎么能像对付盗贼一样来对付他们呢？但即使是朱元璋也无法阻止这种整体机制的必然需要。明代的检查更加严格，考场门口的情景是 “ 上久冰冻，解衣露立，搜检军二名，上穷发际，下至膝踵，裸腹赤趾，防怀挟也（见《霞外捃屑》卷五《应试文》）。 ”

可见当时的舞弊是如何严重！到清朝，考生头上的辫子也要解开来查过，为了防止在羊皮袄里挟带，规定考生进考场穿的羊皮袄不能有面子，一眼看去，考场内外一片白花花，好像一大堆纷乱的羊群。而雍正年间，皇帝亲自封存的试题都出现泄密，科举考试的舞弊防不胜防！

为什么出现如此严重的舞弊？科举本是朝廷与文人之间的 “ 情缘初订 ” ，为何竟需要采用如此严厉方式进行监视？事实上，这种监视不仅仅只是面对考生，对于考官也同样如此，整个社会的不信任以及背后价值的断裂由此产生。

这种种问题是值得思考的，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大的困境则在于这种机制背后社会价值的悖论。本是为了彰显公正，拓展统治阶级基础，给全社会制度性鼓励。但一旦如此，人生的成败荣辱与此挂钩，这种考试机制承载的生存和价值压力大大超重，最后变成你死我活的争夺。

从一定的角度而言，科举制的悲剧在于，它本身只是一种文官选拔机制存在而最后承载起整个社会的政治资源调配，个人生存与进第的唯一出路，这就使得制度生存空间严重缩微。

时至今日，尽管社会已朝向多元化发展，每个人面临着更多的生存选择，但是，考试作为资源调配的最重要、有时候甚至是唯一的手段并没有改变，比如高考、比如研究生考试、比如很多大城市规定取得户籍必须拥有国家英语四级证书考试等等，这些是唯一的条件。在这一点上，今天的考试所承载的忧患意识和利益刺激，从某个角度来看与科举制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打击舞弊固然需要依靠制度进行规制、需要法律进行调控，但最基本的问题则在于，舞弊来源于现实利益，利益来源于制度设计所承载的资源调配能力。减少舞弊的较好出路在于减少考试过多的利益调配功能，并藉此建立起均衡的社会价值评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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