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辩之余■

本栏宗旨：以“法辩”观点为思考样本，为“公共利益”独立反思！

关于死刑的存废问题又起波澜。

形而上的生命终极叩问，形而中的国家政治哲学权衡，形而下的民生疾苦，构成了死刑政策特殊的话语环境。

学者们更多的从现实问题出发，尝试从减少非暴力犯罪死刑判决开始，去正视这个难题。这是一种勇气，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

从生命价值本身的意义上来看，暴力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肯定大于非暴力犯罪的。暴力犯罪对人的生存是一个威胁，这是最基本的危害。因为人的生命是无价的，必须保护生命的尊严。这一点在中国古代的刑律中也是得到朴素的认同的，比如，对只抢钱不伤人的犯罪和谋财害命的处罚是不一样的，对谋财害命的处置要严厉得多。而从非暴力犯罪来看，比如经济犯罪，钱财的价值是否可以大于生命的价值？是否需要用生命的终结才能平衡金钱损失的价值？是不是必须对这种犯罪处以极刑？这种追问中的困境一直存在。

或许，在很多人心中，至少在获得普遍的心理认同方面，非暴力犯罪的死刑适用在大多数民众中有着更大的期待。贪污腐败现象的严峻，更多的民众寄希望于通过死刑的威慑达到社会的公正，对腐败案件的关注程度比普通的暴力案件对于社会公众来说，有着更大的吸引力，他们关注案件的情节，更关注案件的处置结果，他们从这种处置中得到一种信息：政府对贪污腐败惩处的态度和决心。这种案件在这个时候就不仅仅是一个个案，他提供的是一种公共信息，表明的是政府的立场。

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普通的民众在这种案件中自始至终都处于弱势的地位，他们唯一可以获取的就是对未来的预期，一种心理上的寄托。暴力犯罪如果不是特别恶劣的比如刘涌案、张军案这样在全国产生影响的案件，它更多的是地方的，所以地方之间治安状况的好坏对比是很强烈的，治安好的地方是不会分享治安坏的地方的那种情绪，顶多也只是基于普通的是非观念的谴责。

这是中国的刑罚制度的环境，它的背后是强大的民意基础，他们认同的是朴素的正义观念、是非观念，在一种新的刑罚价值没有建立起来之前，刑罚的社会意义始终和这种心理共生，单纯的从作为法律制度的死刑刑罚制度出发，谈死刑的废除抑或是分步骤的废除都存在教条主义的嫌疑。

无可厚非，对生命的尊重，我们必然走向慎用死刑甚至废除死刑的时代，从 200 年前贝卡里亚对死刑发出质疑的那天开始，我们就开始向着那理想化的希冀迈进，并且这种做法已经为大多数人所接受。问题在于，我们在进入这种轨道的同时或者之前，还需要提供一种必须的价值转移，比如吏治的清明、公共信任的建立等等，使得死刑刑罚制度仅仅作为社会必不可少的法律制度而存在。

①凡本网注明“本报”的所有作品，版权均属于法制早报，未经本网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上述作品。已经本网授权使用作品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并注明“来源：法制早报”。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②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法制早报）”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③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30日内进行。

※ 联系方式：法制早报网络部 电话：010-84710314

法制早报网络部制作 文章版权归法制早报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