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梅州市“大兴煤矿‘ 8 · 7 '特别重大透水事故”再次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矿难。震惊之余，人们不禁再次要问一个老问题：为什么矿难和安全生产总是如影相随呢？

常规的答案，媒体早已给出，人们耳熟能详，无非是“矿主利欲熏心”、“官商勾结”之类。这样的逻辑似乎很合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但是，官员为何总是乐于和这些“火药筒”一样的“黑矿主”朋比为伍呢？除了被金钱收买，难道没有别的隐情。

翻开“老黄历”，我们就能找到一点答案，请看当年的山西“繁峙矿难”，矿难结束之后，繁峙县的经济一下子退回到了 80 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因为这个“贫困县”除了“采金业”之外别无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当矿井被封矿工作鸟兽散之后，这个县只能过紧巴巴的穷日子了。因为过于依赖，所以势必纵容。这就是那些“黑矿主”为什么能与县、市领导称兄道弟，甚至能一起出国考察的原因。试问，在矿难发生之前，哪一个大矿主不是当地带红花、领奖状的风光人物，有几个不会被选为当地县、市的“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呢？这些矿主在当地可谓是“红顶矿主”。“繁峙矿难”的矿主如此，广西“南丹矿难”的矿主也如此。

大兴煤矿矿主曾云高更是一位这样的“红顶矿主”，出事之前，他有一大堆闪光的头衔：梅州市第四届人大代表、兴宁市（兴宁隶属于梅州市）第二届人大代表、兴宁市十大杰出青年民营企业家、发展兴宁经济突出贡献者。更加匪夷所思的是，早在 2003 年，曾云高所经营的既无合法采矿证、又无工商营业执照的大兴煤矿，居然被评为先进民营企业，还在民营经济企业纳税户表彰大会被公开表彰（《羊城晚报》 8 月 14 日报道）。如果没有当地政府的授意，有关部门怎敢如此造次？

再看作为“红顶矿主”曾云高的表现，几年来，他从来没有为矿工购买过社会保险和工伤保险，而是以矿工每月工资总额的５％作为“安全保证金”来应付矿工的意外受伤及医疗救助。如此吝啬的老板也有舍得花钱的时候，这次出事之后，他曾经想出资 3 亿来摆平（《中国经营报》 8 月 14 日报道）。很大一部分的“红顶矿主”都是如此——富甲一方，对矿工却漠不管心；宁愿事后花巨资摆平“麻烦”，也不愿意平时投资改善生产环境。

难道父母官们连“辨别好坏”的能力也没有了吗？显然不是，是因为一方经济实在离不开这些矿主。在产煤大省山西，绝大多数产煤县，经济支柱全部是煤矿，离开煤矿，县财政连工资都发不了。没有煤炭资源的农业县往往“自叹命苦”。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地方政府才把当地的大矿主“招安”为“红顶矿主”，明知其有不轨、不法行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据煤体报道，大兴煤矿出事前，曾多次被勒令停产整顿甚至关闭，但最终都“轻松”过关。为什么呢？媒体披露了当地一些干部的说法：曾云高是当地政府的“摇钱树”，上面实际上是舍不得关他的矿。

明知是“饮鸩止渴”的办法，却还心存侥幸。这也是很多地方“煤炭行业整改”不能彻底实行的根本原因。有的政府官员甚至为了保护这些“财神爷”，在发生矿难之后，还要想尽办法替他们遮掩和疏通。“繁峙矿难”死了八十多名矿工，县长等人还帮着“黑矿主”向上级隐瞒事情真相。

“红顶矿主”的出现，反映出来复杂的社会背景，但是也透视出一种极端的执政理念——一切为财政服务，难道就没有中间的道路可走，既发展了经济，又规范了煤炭行业？难道地方经济的基础只能建立在一块又一块的血煤基础之上吗？

请各地的执政者再为“红顶矿主”们“加冕”和“开绿灯”的时候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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