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月 2 日 ，我和王金贵以中国普通公民身份，联名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对《婚姻登记条例》及《黑龙江省母婴保健条例》进行审查。该建议书已经以挂号信的方式寄往全国人大常委会。（见《新京报》 8 月 3 日 ）

我之所以要进行这一上书，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也不是为了某种需要而进行的“作秀”。在近日的写作与采访过程中，我发现围绕着《黑龙江省母婴保健条例》的出台，集中暴露了我国存在已久的“立法违法”现象。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行政法规《婚姻登记条例》与地方性法规《黑龙江省母婴保健条例》的规定不一致，下位法与上位法的规定相抵触；而黑龙江省民政部门的有关人员又表示不执行该地方性法规，国务院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也表示鼓励自愿婚检。法律、法规之间如此冲突，必将使守法者无所适从，也必将影响我国法制的严肃、统一和权威。

但是，我在进行这一上书时并非没有顾虑的，因为我本人来自国家机关，存在体制内的压力，并不能像律师这样的自由职业者一样可以畅所欲言。更为重要的是，存在的更大的困难是，正如《新京报》记者采访我时问我：你仅仅是一个普通公民，你的上书会起到作用吗？

是的，我很清楚我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所能起到的作用是微小的。但是作为一个学法律出身的公民，我也深知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所在。在建设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首先建设一个“市民社会”，要求公民们能大张旗鼓地张扬自己的契约自由等等私权利；而在建设一个法治和宪政国家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首先建设一个“公民社会”，这就需要每个公民主张自己的“公权利”，也就是积极行使自己的选举等权利，敢于向国家机关提出正当的批评与建议。古人说的好：“无以积跬步 , 何以至千里”，因此，只有每个公民都积极行使宪法与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才能形成全社会对于法规、法律相冲突问题的重视，我们的建设法治国家才能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事实上，在我们提出要求对《黑龙江省母婴保健条例》进行审查以前，已经有多名公民就法规、法律相抵触的事情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书”，要求进行违法审查。 2003 年 5 月 1 ，在孙志刚案进入司法程序的同时，北大三位法学博士和五位著名法学家先后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按照《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审查； 2003 年 11 月，河南四名律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审查《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的法律效力；河北一位普通农民王淑荣在从事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发现地方法规与国家法律规定不相一致，于是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修改地方法规，河北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因此审议通过了《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修正案》。越来越多的公民的声音，正汇集成一股潮流，推动着我国法治建设向前迈进。

当然，我在这一“上书”过程中，也深感我们建设法治国家的艰难。比如我在网上甚至在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的网站也没有查阅到今年 6 月 24 日修正的《黑龙江省母婴保健条例》，使我们无法更多地对这部法规进行评价；立法法虽然规定了公民有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书”，人大常委会也成立了法规备案审查室，但是对于如何受理公民的上书，是否要答复，审查需要多长期限等等程序性规则都没有建立，公民的许多“上书”实际上是石沉大海，因此，公民的“上书”也不得不需要媒体的跟进，共同来推动这一事件的进展。

但是，无论如何，做一个有责任心的公民，尽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这是一个法治社会对公民的基本要求，我愿意为法治的建设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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