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中丰富的法制元素，镜头里复杂的生活故事，留给观众的疑问与思考接连不断。法制题材的严肃性、颇具吸引力的故事情节、编导者再现生活的敏锐和大胆，使得法制电影充满了活力与潜力。

曾经有过很多日子，看电影是个节日。

1977 年那年我 13 岁，那时，“文革”刚刚结束，萧条的电影院一下子热闹起来，好多五六十年代的电影相继复映。

早晨六点，我便和姐姐来到东四电影院。原以为能排头一个，可到那一看就傻眼了，近千人的长队，都快把隆福寺街占满了。我眼泪汪汪地看着姐姐。

饥渴的观众叠罗汉似的堵在售票窗口，只为争那一张窄窄的电影票……

孩儿提时代的印象中，在部队大院、在工厂，只要有足够的空地，拉起一块白布，露天电影便开场了！拎着小板凳，夹着草席，顶着满天星星便饱餐一顿精神食粮。

看老电影，父辈们重温了过去的好时光，而我们这些孩子惊喜地发现，原来还有这么多好看的电影和好看的演员，《秘密图纸》里的王心刚那么年轻英俊，哪像《侦察兵》里的粗腰身、细皱纹……

《地道战》、《地雷战》……一遍遍地看，好台词一句句地记，直到把电影对白从头背到尾，那可是值得炫耀的事。

长大成熟后，人世间的喜怒哀乐逐渐体味，电影中的喜与悲和我们慢慢贴近。看《少年犯》，主题歌《心声》唱得我们泪水涟涟；女记者最后眼看着自己的孩子被警车带走，我们的心也酸酸的。

曾经的那些日子，看电影几乎是我们惟一的娱乐方式，爱幻想的天性无处寄托，只有在电影中浮想联翩。

那时，看电影是个节日。看电影是我们过去的好时光。

从 1905 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 到 2005 年被广泛关注的《天下无贼》等影片，时间跨度整整一百年……

1905 年，诞生于照相馆的戏曲片《定军山》迈出了中国电影的第一步；

1913 年，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便讥讽了古老陈旧的婚姻制度：一对素不相识的男女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牵线木偶似的搭配在了一起。故事简单，拍摄手法单调，却是中国电影的法制进程中结出的第一颗果实。

初创时期的中国电影虽然被视为“玩耍”，一些有识之士却敏锐地关注到它所负有的教化社会的功能，因而，具有法制意义的电影不断涌现。

1921 年的《阎瑞生》讲述了阎瑞生谋财害命被缉拿归案判处死刑的故事。而更多影片聚焦女性命运，抨击了封建礼教和旧的婚姻制度对妇女的迫害。

1924 年，《玉梨魂》刻画了妇女的爱情追求被封建礼教所扼杀的痛苦；

《弃妇》描述了一位婚姻失败的女性走出家庭试图自立却被强大的恶势力所吞噬的悲剧。在旧式的婚姻与家庭中，女性往往处于弱者地位，她们的痛苦与不幸折射的是道德的沦丧和社会制度的不公，对她们的同情体现了编导者的社会良心及责任感。

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是中国电影的关注点，即使在生死存亡的抗战期间，普通人的生存境遇也是中国电影的兴趣所在。

《桃李劫》中，正直善良的青年陶建平为挽救病危的妻子，走投无路中偷了工头的钱，事发后被判处死刑。为这位有志青年寄予同情之余，观众读出了影片对逼良为盗的社会体制的深刻批判。

妇女命运仍然是这时期电影的重要主题，反对封建礼教、争取生存与独立的权利成为主旋律。追求新生活是新女性的梦想，可她们的解放道路异常艰难，横在面前的是无情的社会现实这堵高墙。夏衍编剧的《脂粉市场》中，女主角的人生路如此坎坷，原因只是因为她的性别；

《新女性》中，受过良好教育的韦明争取到了自主婚姻，可仍被无情抛弃，她走向社会却处处碰壁，直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当然，觉醒了的勇敢女性一旦自食其力，便有了另一番天地和美好前程，《前程》、《三个摩登女性》等为渴望独立的女性树立了理想典范。

新中国成立，中国电影也呈现了新的面貌。随着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巩固新生政权的运动不断展开，法制电影也进入了一个创作高潮。不过，它弘扬的是当家作主的人民政权的伟大和稳固，体现的基本是敌我两个阵营的斗争，抓特务成了这时期法制电影的模式，以至于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片种：

反特片。无论是埋藏很深的特务，还是奉美蒋之命潜入的特务，只要他们蠢蠢欲动，都必将落入人民专政的法网，《铁道卫士》、《寂静的山林》、《羊城暗哨》、《秘密图纸》等是反特片的经典之作。

机智勇敢的公安战士是银幕上执法机关的代表，故事往往以他们将特务一网打尽而告结束，法官和检察官鲜有露脸的机会，只有一部《风暴》让观众记住了大律师施洋革命者的风采。

新中国大惠者应该就是广大的妇女了，建国初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它废止了包办婚姻、男尊女卑的旧婚姻制度，代之以婚姻自由、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新婚姻制度。

扬眉吐气的妇女一跃成为银幕上最开心的人，《凤凰之歌》、《女社长》中，妇女的社会地位远远高于她们的丈夫。但是，成功的女性形象才有生命力，《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李双双》中的李双双、《红色娘子军》里的吴琼花等，她们都是中国电影中的经典形象。李双双大胆泼辣，她走出家庭参与集体劳动，是觉醒的新时代妇女的典型；林道静和吴琼花在革命中锻炼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她们与中国革命共命运，因而人生道路异常精彩。

十年浩劫后，同文学创作中的“伤痕文学”相呼应，从噩梦中醒来的人们痛定思痛，开始了电影中的拨乱反正，揭露“文革”、呼唤法制是这时期电影的共同主题：《神圣的使命》、《泪痕》为冤假错案平反，《苦恼人的笑》揭露了说真话有罪的荒唐，《第十个弹孔》、《法庭内外》则为年轻一代的失足而痛心。

八十年代以后，法制电影创作多姿多彩，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了中国法制建设的现状和广泛的社会现实。

《巴山夜雨》、《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等深刻揭示了“反右”与“文革”给人们造成的心灵创伤；《 T 省的八四、八五年》从改革者起诉上级党委以权代法入手，看似客观的镜头触动了改革之初的敏感问题；

《天网》中蒙冤多年的农民盼来了“清官”，可伸张正义的历程反复、艰难；《共和国第一大案》、《生死抉择》高举反腐大旗；

《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杠爷》为普通人进行了一次法律启蒙；

《少年犯》、《法官妈妈》因为青少年犯罪题材而显得沉重。更多的电影展现了丰富而复杂的现实生活中种种违法与犯罪现象，以及给人们带来的困扰和伤害。《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中，主人公合伙以色相相诱敲诈钱财；

《长大成人》中吸毒场面赫然入目。现在来看，这是较早一部涉及毒品的电影之一。

《月光下的小屋》、《红发卡》中天真的孩子因为父亲被劳改，无忧的生活一下子变了样。

《鸳鸯楼》、《一声叹息》里有了第三者、婚外恋；

《二嫫》、《山林中头一个女人》里出现了妓女和嫖妓；

《本命年》里的越狱犯、《枪口下的黑桃皇后》的贩毒情节和《血色清晨》中的公然杀人等等。

虽然冯小刚在《天下无贼》转型了，文戏变武戏。班底也改了，喜剧成悲剧。不过冯氏那种独特的幽默还是从头到脚地贯穿——的确不可能，所以《天下无贼》只是个童话。不过从笑声中观众还是希望———有一天这美好的童话能变为现实！

电影中的法制元素如此丰富，银幕上的生活复杂得出人意料，留给观众的疑问与思考接连不断。法制题材的严肃性、颇具吸引力的故事情节、编导者再现生活的敏锐和大胆使得法制电影充满了活力与潜力。

经典台词

“俺就是想要个说法儿。”

——《秋菊打官司》

“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保密局的枪声》

“我代表党，代表人民宣判你死刑。”

——《党的女儿》

“啊 Sir, 我不做大哥好久了！”

——《英雄本色》

“做人要厚道。”

——《手机》

“你见过磕长头的人吗？他们的身上和脸上都是黑的，可他们的心特别干净。”

——《可可西里》

“我天生胆小，可谁让咱是个警察呢。”

——《天生胆小》

“一枪一个，就是三条人命！要是碰上职业杀手，一枪两个，就是六条人命！”

——《寻枪》

“有组织，无纪律！

我先劫个色。

谁是贼，是贼给我站出来，你看没有人站出来，这里没有贼。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了，一点儿技术含量都没有。

严肃点，严肃点，不许笑，我们这儿打劫呢。

俺家住在大山里，在俺村，有人在山道上看滩牛粪，么带粪筐，就捡了个石头片儿，围着牛粪画了个圈儿，过几天想去捡，那牛粪还在。”

——《天下无贼》

“法制电影”的参加者

法制电影是现实中法制进程的艺术再现，除了普通人外，那些法律的代表者和执行者是法制电影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少了他们——警察、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制电影不完整；有了他们的参与，法律的威严得以体现，法制进程平稳顺利。法制题材的电影也会更多、更出彩。

警察

法制电影中，警察的角色比比皆是，尤其在反特片中，如何破案是重头戏，那些形形色色的特务和敌人是由警察挖出来的，紧张悬疑的故事是由警察和“坏蛋”双方斗智斗勇比拼出来的。

在《铁道卫士》、《国庆十点钟》、《斩断魔爪》等众多反特片里，法律和正义的胜利就是通过警察抓住了狡猾的特务体现出来的。

“文革”前的影片除了一部《今天我休息》，其他的警察大都在电影中承担着抓特务的秘密重任，警察因而显得神秘莫测，与普通人总隔着一些距离，成为爱幻想的小影迷们崇拜的对象，有很多警察就是小时候看了这些反特片而选择这一职业的。

法官

现实生活中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为法制电影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法官的法律标志越明确，法制社会的成色越浓厚。电影创作者们显然也明白这个道理。

1979 年，《泪痕》中为无辜者洗清冤屈的是县委书记，《神圣的使命》说的还是靠老公安查清了冤案；转年，《法庭内外》就告诉观众，是法官惩治了凶手，为不幸的人伸张正义。

法官的身份确定了他忠于法律的执法者地位，可法官也是人，有七情六欲，被人情世故所烦恼。法官的内心世界常常是镜头要着力捕捉和展现的。

《法庭内外》中，法官尚勤被接连不断的说情者包围，其中就有一位老法官“要慎重”的“忠言”相告，尚勤的痛苦和身为法官的执著这两方面的冲突是影片的精彩之处。

检察官

1981 年拍摄的《检察官》中，检察长大义灭亲，追究亲生儿子的罪行。

而在电影《血色清晨》里，检察官来到村里调查杀人案，这起杀人案发生在全村人的眼皮底下，可是这些目击者与检察官的对话却异常困难。村民们无法理解检察官代表的法律制度，他们有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影片传达的是现代法律制度与传统伦理道德的矛盾和冲突，明显夹杂着几丝悲观和无奈的情绪。

律师

拍摄于 1980 年的《法庭内外》在最后宣判前，律师为被告夏欢的杀人罪行辩护的一段戏着实令观众感觉新鲜。这是导演增加的一场戏，为的是让法官始终处于矛盾之中。但导演强烈的法律意识和敏感性实在令人佩服。因为中国解放后，从五十年代后半期到七十年代末是律师职业的空白期，直到 1979 年起才逐渐恢复， 1980 年 8 月全国人大才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系统、详尽地规定了新的律师制度。

相对于法官、警察，律师似乎“底气不足”，因为他们身后没有强大的国家机器的支撑，他们“力量有限”，还时常被人误解。但律师对普通人的法律支援已经显示了力量，法律作用正在扩大。

《见习律师》中，见习律师言文刚还是个大学生，说他是律师其实是不准确的。《秋菊打官司》中，公安局长指点秋菊，去找律师向法院起诉村长。

不懂法不要紧，有法律难题找律师，那全民的法律意识必然大大提高，法制电影中的律师形象也会更多、更出彩。

电影中的妇女形象

要自由 要解放 争平等 争权利

婚姻、家庭是社会的基石，家庭地位的平等是社会平等的前提。百年法制电影中，无数妇女争取独立和自由、争取家庭和社会地位的平等权利，她们的形象丰富了电影艺术宝库。

李凌霄（《天涯歌女》）

卑鄙的劣绅借助军阀势力拆散了李凌霄和亲密爱人高绍游，可是，李凌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她真挚的爱情全然不会因为遭受迫害而有丝毫变质，即使在沿街卖唱时，她吐露的也是不屈服的心声：“一任她量珠来聘，我岂肯奴颜婢膝！一任她势逼势凌，我岂肯便把头低！”李凌霄的身上凝聚了传统女性的美德：追求爱情的柔美和不为利诱的刚直，而她的不幸又透露了对恶势力的愤慨。

编导赋予李凌霄的遭遇以社会意义，编剧欧阳予倩在谈到《天涯歌女》的创作时表示，他是“想替一种被压迫者说一句公平话，描写一种平民的反抗”。影片的客观效果显然早已超出了编导的预期。

周淑贞（《三个摩登女性》）

“只有真能自食其力，最理智、最勇敢、最关心大众利益的，才是当代最摩登的女性。”这是影片中的台词，也是摩登女性的宣言，周淑贞无疑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她勇敢地逃婚，为的是追求自由的婚姻；她积极地参与抗日救护工作，与工人和贫苦艺人交朋友，还敢于参加罢工，因为“咱们有咱们的双手，怕什么呢”。周淑贞开朗、清醒，对人生有明确的追求，因而主动地合着时代的脉搏，与社会共命运。通过周淑贞的形象，《三个摩登女性》旗帜鲜明地为女性的独立、自由、融入社会摇旗呐喊。

林道静（《青春之歌》）

女学生林道静为逃避逼婚独自外出谋生，为生活所迫答应了救过她一命的大学生余永泽的求婚，可余永泽只想让妻子围着锅台转。苦闷中，林道静结识了革命者卢嘉川，在卢嘉川的影响下，林道静勇敢地与余永泽决裂，参加了革命，在斗争中锻炼成长，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林道静的道路”是青年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典型历程，也是妇女要自由、要解放，争平等、争权利的艺术缩影，从摆脱封建家庭的影响和束缚，争取个人自主，到自由的婚姻选择；从不甘婚姻对独立的禁锢，到舍弃不幸的婚姻投身革命，把个人与国家和民族的兴亡联系在一起，林道静的选择也是妇女的选择，是妇女对个人命运的自主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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