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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百年中的法制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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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刘洪妹 2005-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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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着怀旧情结,因为怀旧,才知自己怎样一路从风雨中走来,又知自己将皈依何处。

每个民族每个国家也应有怀旧情结,因为怀旧,才能从文化传承中知道应该继承什么,放弃什么。

电影百年,法制百年。一个个电影样版,见证着百年来中国法制之路的筚路蓝缕,也让人可以预期地憧憬中国法治进程的脉络,以及每个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将会有什么样的生存状态……

《法庭内外》、《少年犯》、《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杠爷》……

从 1905 年到 2005 年,中国电影诞生已经整一百个年头了。

当我们回首和品味中国电影百年的历程时,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代代相传的中国电影人的热血和信念。

本报以两个版的篇幅,追寻中国电影发展中的点点滴滴,努力捕捉那些在中国电影史教科书中似被“疏忽”的角落,梳理出中国“法制电影”之脉路,与读者一起回顾中国电影走过的百年旅程中的“法制影像”,领略百年中国电影中的种种“法制”的印迹!

《难夫难妻》

中国第一部故事片 讽刺陈旧的包办婚姻制度

1913 年新民公司拍摄、亚细亚公司发行

编剧:郑正秋

导演:郑正秋、张石川

事实上我们今天已无缘一睹该片风采,因为它已经丢失。但我们仍然有理由为它立传——因为它的诸多第一。

《难夫难妻》是郑正秋与张石川两人踏足影坛的第一步。影片的故事来自郑正秋的家乡广东潮州的习俗:两家欲结秦晋之好,便无视子女意愿,请媒人你欺我骗,两相撮合,择日拜堂,一对素未谋面的男女便任人摆布成了夫妻。影片讽刺了陈旧的包办婚姻制度,表达了改良社会、教化民众的意愿。

三十分钟的《难夫难妻》是中国第一部故事片,也是第一部有完整故事情节的电影,从此,中国电影开始用镜头讲故事。

《神圣的使命》

以生命为代价纠正冤假错案

1979 年峨嵋电影制片厂出品

编剧:王亚平、李才雍

导演:毛玉勤、滕进贤

“文革”后期,刚从干校复职的老公安王公伯在复查白舜案件时遭到帮派分子百般阻挠,他不顾个人安危,终于查明了隐藏多年的事实真相,却不幸被杀害。

《神圣的使命》略带惊险色彩地讲述了一个悲壮抒情、细腻深沉的悲剧故事,以王公伯的以身殉职收尾。

在小说和文学剧本中结局很圆满:“四人帮”垮台了,帮派分子被惩办,白舜的冤案平了反,一家人重新团聚。导演感觉这种大团圆结尾符合观众的口味,也非常保险,不过太一般化,也冲淡了悲剧气氛。但有人说,没有了大团圆,全片就太压抑了。还有好心人提醒导演,如果没有光明的尾巴,领导审查通过的可能性不大。

人民没有痛苦、社会主义没有悲剧吗?答案不言而喻。可那年头,人们的顾虑还很多。面对各种言论,导演也没了主意,为求保险,便拍了大团圆。银幕上,被迫分离近十年的亲朋劫后重逢,相拥而泣,银幕下,观片的人无动于衷。影片的震撼力和悲剧色彩大打折扣。导演当机立断:去掉这个多余的“尾巴”。而审查影片时,领导给予的是充分的肯定,好心人的顾虑实在多余。

《法庭内外》

情还是法?这是个难题

1980 年峨嵋电影制片厂出品

编剧:宋曰勋、陈敦德

导演:丛连文、陆小雅

一起看似普通的车祸案牵出惊人的内幕,法院院长尚勤要审判的对象原来是有救命之恩的老首长的独生子夏欢。法庭内要铁面无私、维护法律的尊严,法庭外还要应付各种人物纷至沓来的说情和威逼。情与法的天平该如何倾斜?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然而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封建特权思想仍然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利益诱惑和精神压力考验着执法者的意志。《法庭内外》里,篇幅更多地放在法庭外,导演增加了老战友也是夏欢的母亲亲自上门求情、审判员的苦口相劝等情节,意在不断给尚勤施加压力。重压之下,尚勤苦恼、矛盾,“坚持真理有时比发现真理还难”。情与法的压力越大,她对真理与法的选择越加显得独立和坚定。

该片是略带惊险样式色彩的正剧,导演将影片的风格确定为在严肃、深沉中充满激情,其中有尚勤对老首长敬重和关心的友情、有对夏欢堕落的惋惜之情、有对特权的憎恶之情、有忧国忧民之情,也有母子之情和爱情。影片在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有血有肉地塑造了一位维护法制、坚持真理的法官形象。

《 T 省的八四、八五年》

权大还是法大这更是个问题

1986 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

导演:杨延晋

分厂厂长程戈告了他的顶头上司、总公司的党委以权代法,这无论如何都是个新闻。《 T 省的八四、八五年》就在这件轰动的新闻中开了场,原告、被告和法官都卷入了这场法律角逐中。影片导演敏锐地感受到 1984 年和 1985 年在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关键性,以这两年为背景展现改革之路中遭遇的困境。

程戈与总公司签订了承包协议,将分厂扭亏为盈,却无端被解除了合同。只因为他开除的职工中有一位大人物的小舅子。权大还是法大?答案似乎很简单:法官排除各种干扰,作出了公正判决,程戈胜诉了。可是合同到期后,程戈的厂长位置还是不保,原来可以高升的法官也被派到下面“锻炼”去了。改革观、法律意识、权与法的取舍,留给观众的思考并不因为时过境迁而失去意义。

《少年犯》

少年犯演少年犯

1986 年深圳影业公司出品

编剧:王静珠、张良

导演:张良

《少年犯》以纪实风格,通过少年犯服刑与改造的故事,揭示了少年犯罪的家庭和社会根源。它是新中国第一部揭露青少年犯罪并探究解决办法的影片,也有人称它是新时期第一部普法题材的影片。

剧作家王静珠在北京体验生活时参观了少年管教所,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她没有想到,这里的一千多名少年犯由于种种原因走上了犯罪道路。这些未成年犯人,正是十年动乱留下的后遗症。强烈的母爱和神圣的社会责任感促使她下决心,一定要把少年犯的故事搬上银幕。于是,她和丈夫张良不辞辛劳走遍全国,走访了许多监狱和少管所,获得了数不情的素材和故事,终于写成了震撼人心的电影剧本《少年犯》。

令两人没有想到的是,影片的拍摄出了问题。描写少年犯,这可是禁区,是建国几十年从来没人敢碰的敏感话题,谁先跨出这一步都要冒极大的风险。原本在 1984 年就该上马的影片,厂里总是一拖再拖,一直不敢冒险投拍。最终,两人在深圳影业公司完成了拍摄。

拍摄时,张良做了一件大胆的事,他选用了 18 名真正的少年犯扮演片中的少年犯角色,并将少年犯自己创作的歌曲《心声》作为影片的主题歌,由他们在影片中演唱,达到了催人泪下、感人至深的效果。

诸多与众不同之处,令影片的拍摄也不同寻常。张良对少年犯演员说,拍这部电影是为了教育更多的还没有犯罪的青少年。王静珠至今一听到《心声》的旋律仍然会潸然泪下,她回忆说:拍电影的时候,我们的摄影师看镜头都模糊了,他一面哭一面拍。那个题材、那个岁月是他最辛苦的时期、掉泪最多的时期。

《秋菊打官司》

弱女子讨说法

1992 年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香港银都机构有限公司出品

编剧:刘恒

导演:张艺谋

老实的农民庆来被村长踢伤,换了别人只有忍气吞声,偏偏庆来的老婆不信这个邪,挺着个大肚子从村里、乡里到县里再到市里来回奔波,只为讨个说法。

秋菊善良而执拗,目的简单而专一,即使碰了壁也不罢休,可最终警车带走村长时,她的表情无比失落。村长集权力和威望于一身,打了人当然不会低头,但秋菊有困难时他挺身相助。生活的复杂性、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在此显露无遗。

《秋菊打官司》改编自陈源斌的小说《万家诉讼》,影片从当代乡村着手,流动的人物串联起乡村和城市,社会环境立体地呈现,纪实的镜头充满了生活气息。导演说:“我们始终追求‘生活气息扑面而来',以至于大家在讨论镜头时常这么说,这个镜头是真‘扑'还是假‘扑',是大‘扑'还是小‘扑',是狂‘扑'还是微‘扑'?”

《秋菊打官司》张扬的是新时代里人们法律意识的觉醒,彰显的是新的时代精神:自觉地用法律武器解决矛盾、维护尊严。

《新中国第一大案》

“老革命”如何堕落

1992 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

编剧:蓝天、卢冰、肖畅、石玉新

导演:高天红

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件。建国初,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原天津专署专员张子善利用挖河工程和修建飞机场工程,挪用资金、倒卖物资,案发后,毛泽东亲自批准判处刘张二人死刑。

两个革命队伍中的“红小鬼”,经历了革命战争的血与火的考验,解放后身居高位,却倒在了糖衣炮弹下,导演高天红感兴趣的就是他们走到这一步的人生轨迹。谈到影片的拍摄时,高天红回忆说:“ 1950 年至 1954 年,我在天津工作,并亲自参加了挖河及修杨村飞机场工程,还参观了刘张贪污腐化实物展览。那个时代的氛围和人们的精神面貌我是熟悉的,那段经历至今历历在目。由于历史现象的某些酷似,不能不引起我的冲动。”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刘青山张子善居功自傲,置党纪国法于不顾,侵吞国家财产,从革命功臣蜕变为罪人,他们的下场永远是一面高悬的明镜警示着后人。

《被告山杠爷》人治和法治的距离有多远 1994 年峨嵋电影制片厂出品

编剧:毕必成、范元

导演:范元

村支书赵山杠铁腕治村,威信无人可比,可是一封举报信将他送上了被告席。

国有国法、村有村规,这是山杠爷的行为准则,作为村规的制定者兼执行者,他当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于是他可以任意打骂、捆绑好吃懒做之徒、将刁汉泼妇游街示众,直至闹出了人命。在山杠爷看来,他是为了村里的稳定和发展,在村民们眼里,山杠爷一心为的是大伙的利益。村民们的道德标准给了山杠爷执法的权力,但这种人治却与法制精神背道而驰。

治理一个小村庄和治理一个大国家,道理其实一样,就是一切依照法律办事。山杠爷用封建宗法处理纠纷,看似公正无私,实则是对法制、人权的践踏。山杠爷“好心”办坏事,他坐上被告席也是必然的,因为在现代社会里仍然沿袭旧有的封建家长制作风,此路显然不通,虽然山杠爷公而忘私,但只不过给他身上的悲剧色彩又添了一道印迹而已。

《天网》

国法的天网与腐败的关系网的较量

1994 年北影厂、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

编剧:谢铁骊、高振河

导演:谢铁骊、邱中义

蒙冤几十年的李荣才一直在呼唤清官,可是如今清官断案也困难重重。

李荣才很不幸,当年他因为揭发大队会计贪污反遭诬陷,喊冤也喊了几十年,清官始终不露头。李荣才又是幸运的,今天清官终于现身,他就是新来的县委书记秦裕民。可是秦裕民要面对的是密不透风的关系网,从村干部到地区专员、省级干部应有尽有,一个县委书记竟拿村长这个冤案制造者没脾气。善与恶对垒,黑与白分明,秦裕民却有劲使不上。足够荒谬,也形象地点出了令人心情沉重的现实。

《天网》改编自张平的同名小说,几年后,由他的《抉择》改编而成的电影《生死抉择》成了反腐力作。促使张平写作《天网》的是一位老人,这个老人五十年代因为二百元钱被打成反革命,直到九十年代的四十年间,他先后上访了一千五百多次,备受折磨。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关系网最终斗不过天网,李荣才的冤案平反了,而伸张正义的过程太艰难,胜利来得太沉重。

《天下无贼》

一个朴素的愿望——理想法治世界的回归

2004 年华谊兄弟太合影视投资有限公司、太合影视投资有限公司、寰亚电影有限公司、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出品

编剧:王刚

导演:冯小刚

“谁是贼,是贼给我站出来,你看没有人站出来,这里没有贼。”傻根在火车站大喊,然后天真地告诉同伴身上 6 万元钱很安全。憨厚淳朴的傻根傻傻的坚持自己的信念——“天下无贼”,却不知到处都是贼。

这充满讽刺的镜头恰恰是冯小刚要告诉我们的:这是一个理想的信念,是一个童话般的世界,甚至像玻璃花瓶一样的易碎脆弱。而正是这种痴人说梦的愿望,却洗涤了两个职业盗贼(王薄和王丽)的心灵,可以说《天下无贼》是人性中正义与邪恶的交锋,是一个“立地成佛”的心灵净化,是重寻“人性本善”的童话旅途,是对理想法治世界回归的憧憬。

法治社会的最高境界就是勿需法治。在《天下无贼》构筑的虚幻世界里,冯导借用傻根的眼睛绘出了一个对“无贼”世界的期待,为了这一单纯易碎的梦想,王薄浪子回头,甚至为其付出性命。这在现在看起来存在太多虚幻的故事,恰恰激起了人们对单纯的渴望,而对理想法治社会的简单回归也存在于每位观者的美好憧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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