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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述职:直播时代的监督实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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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实习记者 陶卫华 本报记者 李慎波 2005-08-0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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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7 日 ,在电视荧屏前 750 万市民关注的目光下,浙江省温州市发改委、财政局、交通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四位“一把手”向人大作述职报告,并接受市民的监督和评议。 专家指出,述职直播实质上就是代议民主吸收直接民主的因素,把局长的述职报告面向市民公布,它充分实现了群众的知情权,而且老百姓可以发表意见甚至批评,直接来监督政府官员。 7 月 27 日 ,温州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厅,交通局局长朱铁山经历了他二十年从政生涯中的难忘时刻:第一次面对市人大常委会全体成员和全温州市 750 万市民监督的目光,在荧屏的万众瞩目之下,作他任职两年来的述职报告。 和他一起接受评议的,还有温州市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卓高柱、财政局局长石文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何素凤。这场国内尚无先例的述职评议现场直播,令温州市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格外引人关注。 “述职之后他们要接受满意度测评,如果不满意票数超过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二分之一以上,可能会启动罢免程序。”温州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胡经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温州:局长述职电视直播 其实,早在 2003 年 6 月,温州市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 25 位市政府要员就曾在就职前对全市人民许下施政承诺,当时温州电视台和温州新闻网也曾作同步直播。如今,两年过去了,昔日豪言壮语是否兑现?工作中又发现了哪些问题?温州市十届人大常委会决定通过此次会议,对其中的四位局长,来一场公开透明的述职评议。 “通过这次直播,让老百姓有更多的知情权,让政府官员能够更好地接受社会监督,充分收集公众对述职干部的意见。”温州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胡经琨说。而此前,温州市人大有关人士也表示:“有些政府官员说的没有做的好,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官员们已经做的和当初说的全部公开。” 打头阵的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卓高柱显得有些紧张,语速明显比平时慢,“虽然提前也作了准备,但是毕竟这种直播还是第一次,我自认已经做到问心无愧”。在事后的采访中他对记者说。 述职直播中,面对老百姓最关心的勤政廉政问题,卓高柱的报告朴素而诚恳:“自从我参加工作以来,我从未有过一个年假,也没请过一次长假……到温州工作 10 年多了,我一直住 96 平方米 的房子,没有向组织或其他部门要求解决住房。” 交通局局长朱铁山则用一连七个排比句,展示自己公正廉洁的形象:“没有用自己手中权力为自己牟取私利;没有在管辖范围内收受礼金、礼券、礼物;没有在任何兼职单位报销一分钱;没有享受规定以外的特殊待遇;没有认为节假日、礼拜天是休息日;没有推、拖任何事情而影响办事效率;没有在重大问题上一把手说了算。” 四位局长的述职报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坚持用数字说话。“ 2004 年共取消收费项目 153 个”、“全市减征、免征农业税 8950 万元”、“享受税收扶持政策的有 1541 户”……诸如此类的述职总结,在报告中频频出现,显示了一把手们的务实。 此前,温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连正德曾指出,述职对象在准备述职报告时要实事求是,不能把述职报告视作单位的工作汇报、把单位成绩归功于个人成绩、把集体作用归于个人政绩,更不能以集体之功掩饰个人之过。 朱铁山认为:“关键是要把自己做过的工作发自内心地说出来。干了多少事情,让大家都知道,哪些没干好,也一样让大家知道,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述职评议:与民意对接 对四位局长的述职直播,群众多持欢迎态度。一位市区百姓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过去不认识这些局长,现在通过这次直播,我们不仅认识了这些人,也知道了他最近这几年干了哪些工作。人大为群众做了一件好事,也让公民有一份知情权。” 不过,此次述职直播也有不足。作为温州电视台局长述职现场直播的特约评论嘉宾,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浦新祖指出:“虽然直播前人大听取过一些民众的意见,但是在现场述职直播时,还是应该同时设立几部面向公众开放的热线,让正在收看电视收听广播的公众能够马上就反馈,跟进民众进一步的意见,使其直接纳入第二天的常委会评议中来。” 目前 4 名官员已完成述职直播,人大正在进行分组审议和联组审议的工作,对官员述职报告提出建议总结。“对确实不称职的官员,人大常委会将建议启动罢免程序。”胡经琨告诉记者。 普通群众的这些意见将对测评结果有多大影响力?对此,胡经琨的回答是:“老百姓的意见会作为评测结果的一个参考,我们也打算从下周组织四个述职干部在网上和群众对话,更多地听取群众意见。” 对于最终能否通过述职评议,四位局长都非常自信。“毕竟这两年来的努力大家有目共睹。”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何素凤说。 浦新祖 教授对此次述职直播评价积极:“以往的述职存在的问题是,一府两院述职者都是公务员,其履职情况究竟如何大众虽享有知情权却很难真正知情。现在通过述职直播,实质上就是代议民主吸收直接民主的因素,把局长的述职报告面向市民公布,它充分实现了群众的知情权,而且老百姓可以发表意见甚至批评,直接来监督政府官员。应该说民主监督,温州又跨出了比较扎实的一步。” 朱铁山也认为,这种直播形式的述职评议“对任命制下的官员是一种很好的公开监督”。 衡阳:省人大代表 要过“述职关” 温州官员述职直播余热犹在,湖南衡阳又传出了要求省人大代表回市里“述职”的制度创新实践。 今年 10 月,周兴荣将接受一项新的“考验”,作为湖南省第十届人大代表,他将在衡阳市人大常委会上述职,并接受常委们就他履行代表职责情况进行测评。这是周兴荣任省人大代表二十多年来的头一回。 这项新制度,源于衡阳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开展在衡省人大代表述职活动的工作方案》。方案中对省级人大代表的述职、考评作了明确规定。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情况,包括向省人大及其常委会、“一府两院”及有关部门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推动解决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等被列为其中的重点。 衡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远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虽然绝大多数人民代表能够代表选民利益,为他们代言,但还是有部分人大代表未起到应有的作用。鉴于此,我们想通过人大代表述职,加强对省人大代表的监督。因为人大代表是人们选出来的,如果他不能履行职责,就必须加强监督,使其真正发挥人大代表作用。” 此项制度的实施,意味着在衡 66 名省十届人大代表将在今、明两年向衡阳市人大常委会进行述职汇报自己的政绩,并接受测评。测评中被列为严重不称职的,将被罢免代表资格。此前,向衡阳市人大常委会进行述职的对象为“一府两院”官员。 李远福介绍说,新实施的衡阳市人大代表的述职制度,和已经实行两年的“一府两院”述职制度是一脉相承的,目的都是为了支持人大监督作用,推动政府职能部门和人大代表作用的发挥。而以制度的形式,要求省人大代表向市人大常委会述职,目前在全国尚属首创。 述职制度:提升人大监督空间 “无论是任前面试还是对在职官员书面、会议或电视直播等形式的述职评议,还是省人大代表的述职制度,都体现了人大的监督作用。”李远福告诉记者。 述职评议是地方人大逐步探索出来的监督形式,至今已进行了十余年。这项监督最初是在 1988 年从浙江杭州等地开始的,到 1994 年前后,迅速在全国扩展。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述职评议现已成为地方人大常委会监督被任命干部行之有效的重要手段。 长期以来,地方各级人大的监督工作都面临着不少困难。在近几年的人代会上,对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批评最多、最尖锐的问题就是监督不力。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大监督权缺乏相应的监督手段,监督方式不健全。 有专家指出,述职评议的灵活性,使人大的监督不仅仅局限于会议期间而能经常进行;述职评议过程中采用量化审评、投信任票等方式,使人大的监督具有了可操作性,强化了监督力度。述职评议制度使人大监督权的实施有了一条现实渠道,创造了一种新的监督方式,而且加大了人大常委会监督的权威性。 “温州述职直播是民主政治和人大监督形式的有益尝试,它有力地促进了人大的监督能力的提高。”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浦新祖提出,温州发起的述职直播形式值得在其他省市推广。 如果说温州局长述职直播,是迈出了群众监督政府的一大步,那么湖南衡阳市要求省人大代表“回市里”述职,就从监督人大代表的角度,做出了有益的制度创新,意义非同凡响。 “人大代表是选举产生的,以往缺乏对代表们业绩的量化考核。而没有压力,‘对人民负责'的要求也就容易被忽视。从这个意义上说,衡阳市这一制度的建立,对于创新相关的量化考核操作方法和建立长期有效的监督机制而言,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焦洪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 湖南首创的衡阳省人大代表“述职”制度,有助于提高政府官员和人大代表自觉履职的积极性,增强其“角色”意识,填补了对“上三级”人大代表监督工作的空白。然而,最近一项由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最近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有 46.2% 的代表对“向选举单位述职”投了反对票。有些代表担心,此举会增加代表负担,甚至流于形式。 对于不少代表存在的畏难情绪,有专家指出,根本原因在于很多代表担心,如果述职,自己不能很好履责的状况就会暴露在阳光下,述职这一关过不去,会使自己很尴尬。从这个意义上说,述职很有必要,它促使代表们,要么认真履行职责以不负群众期望、不负“代表”这个称号,要么就请靠边站。 而焦洪昌则指出,虽然近几年来,述职评议的范围越来越广,评议的级别越来越高,评议越来越深入,形式也不断创新,但是目前各地进行的人大常委会述职评议,还只是一种工作性质的评议,更多通过评议促其自省、整改,尚未进入到严格的、实质性的法律层面。要使述职评议更具刚性与权威,需从法律上加以明确与规范,完善述职评议相应的法律程序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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