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智人物■

北京标准咨询公司董事长刘纪鹏

刘纪鹏，首都经贸大学公司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北京标准咨询公司董事长，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财政部财科所研究生导师。全国人大证券法修改小组专家组成员，全国人大国有资产法起草组专家组成员。

刘纪鹏是著名股份制和公司问题专家，外界形容为“企业股改第一人”。

　　　“‘年收入千万'那是网络在摘编文章的时候另起的题目，是断章取义，根本不是事实。我还是以做学问为主。”刘纪鹏说。

刘纪鹏说，原本在这篇采访文章中提到，当年给企业做股份制改革的咨询，收费很低，与现在有些咨询公司动辄千万的要价相比，简直不能相提并论。但是网络在摘编时不知怎么就把两者混为一谈了，认为刘纪鹏的公司“年收入千万”。

刘纪鹏的日程安排很紧，不过他还是很有学者风度：对记者的采访要求，尽量安排，尽管有时候他也为此头疼。正因如此，本报原来打算在上期“中国股市 15 年”报道中对他的采访，直到 7 月 13 日 才得以完成。

刘纪鹏说很乐意回忆股市初创阶段的历史：或许是感觉岁月流逝，过去的记忆越显出其趣味；或许是他觉得，未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对股市创立阶段的一些制度，尤其是“股权分置”，有错误的认识和理解需要澄清。

“年收入千万”是假新闻

记者：您当时很早就到了“联办”（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合办公室）是吧？

刘纪鹏：比较早。那时我在中信国际研究所，当时的背景是，“联办”有 9 个出资人，每家出了 50 万，中信是一个。联办从国外回来的大部分人都是搞市场的，但是涉及 STAQ 交易系统建立，就需要解决中国股权分置下的定向募集的法人股的流通。当时没有人很懂公司，所以就把我找到联办来。

我最先是研究部的副主任和企业部的主任。后来呢，因为法人股的市场总是做股份制，所以又从联办分出来一个北京标准咨询公司，这是我提的方案，中信董事长荣毅仁批的。

“联办”当时分为两块，一个是 STAQ 交易系统，当时就是要解决国债的承购包销。我去了以后，提出把定向募集公司的法人股也在联办挂牌，这样就增加了一个品种，于是我就负责法人股交易系统炮弹的制造工作——我做了一个比喻，如果说 STAQ 系统是炮筒的话，我这儿就是制造炮弹的。所以前 14 家联办挂牌的法人股上市公司，就是我做的股改方案。

后来，我在“联办”就不再担任部门负责人了，专门做北京标准咨询公司的总经理，研究并推动公司的股份制进程。

我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辨后，立刻就接到课题，吴敬琏要搞四通的方案，当时四通的产权不清楚，要搞股份制改造。然后我就带着两个助手，当时那个队伍很庞大，周小川、楼继伟都是这个小组的成员。

记者：那时候股份制推行得顺利吗？

刘纪鹏：那时候大家对企业改革是承包还是股份制，争论比较大，总认为股份制是私有化，股份制起步也不好搞。而且，股份制改造以后，国有股必须作为主体，国有股份又不能流失，所以就采取“老树发新芽”：就是存量股份不变，在增量上先募集，上市公司深沪两市是向公众募集 A 股。体改委也搞了 6000 多家定向募集公司，向社会法人和内部职工募集股份，社会法人当时都是公有性质的全民和集体，没有流失的问题，职工是企业的主体，也不会流失。

1987 年我毕业的时候，社会对股份制的需求还不是特别多，而 1990 年代以后，工作量就比较大了。

记者：当时做一个项目收费多少呢？

刘纪鹏：这都是公开的。像我跟高西庆，一起为天津立达集团设计股改方案，两个人都不好意思提钱，你推我，我推你，最后还是高西庆开价 4 万元。到后来，一个项目给十万八万就不错了，海尔给了 15 万，李宁给了 15 万，还有一些没给钱的，上百万的项目一个都没有。因为我一直定位搞研究，也从来没拿自己的知识跟人家开价，从 1996 年就差不多全职做学问了。

我现在做一些咨询，全部是为了研究。我已经做过两百多家公司的股份制改革了，这些都为自己的研究打下了很多基础。我今后就想做学术。总体来说，我学术上是成功的，但是在经济上，别人都说我是失败的。（笑）

股权分置当时是最正确的选择

记者：看您的文章，您对海归派很不满？

刘纪鹏：我不是对海归派都有意见。海归和海归也不一样。实际上像王波明、高西庆，我们都关系很好，彼此就很多问题有共识。总体上我觉得，海归们应该先将中国的国情摸透，而不是在国外呆几天，就对我们的改革横挑鼻子竖挑眼。必须根据国情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中国的问题不像海归们想象得那么简单。

像 1992 年，我们和樊纲讨论过这个观点。他认为休克疗法比渐进改革效果会好，当时我和“联办”的另一个同事就跟他辩论。可能现在樊刚也不这么认为了，毕竟从国外回来时间长了，对国情有了全面了解。

记者：那您怎么看股权分置？这在当时是不得已的选择吗？当时没有意识到后来会出现这么多问题？

刘纪鹏：没有任何外在的力量强迫我们，股权分置、国有股不流通，是我们有意识这样做的。实际上，我们骨子里也这样认为，我们需要一股独大。当时我们连埃及的公司法都研究到了，怎么会意识不到这里的关键？在当时的背景下，要想把股份制和股市生出来，就必须这样。当时大量的国有存量资产，你怎么量化？实际上，推行股权分置，是我们实行股份制道路上的最正确选择。

你们这代人，可能会质问我们：你们怎么就没有智者，怎么就搞出股权分置了？这个命题本身是错误的。一个人不应该轻易否定前人，一个国家也不应该轻易忘记历史。几十年以后，你的子孙也问你，改革为什么不一下子改到位啊？你怎么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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