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卫星， 1991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曾工作在多个领域。 1996 年投身股市， 1999 年 5 月初著文从技术面、基本面详细分析，极其准确的预测了随后爆发的“ 5 · 19 ”行情。 2002 年著《中国股市向何处去》一书。最早系统提出了关于中国股市存在股权分置的理论，有人指责其做秀，也有人称其为股市勇敢的英雄。

在股市，或许，张卫星的名气，不比尚福林的知名度低。

在股权分置试点改革启动一个多月以后，很明显，张卫星陷入了低沉。他以第一个系统提出中国股市存在股权分置理论而知名，但是股权分置试点改革的启动，恰恰是他对中国股市彻底伤心的开始。

他曾经呕心钻研，并设计了一套他认为是“最优”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开始操作之前三个星期，向公众进行推介、演示，一度被传言，最可能会被证监会采纳。他随后对自己的方案进行了专利登记，希望藉此作为一个产品，向上市公司出售。

但是事与愿违，中国证监会的一系列规定，几乎是彻底否定了张卫星的方案。

他曾经对自己的方案很自信，多年的辛苦付之流水，自然痛苦。不过，更大的伤心是，他认为这样的股权分置试点改革不大可能会成功。他寄望已久的股市改革，似乎又往坏的方向走下去了。他对中国股市，自然很失望。

他对中国股市的看法，也由兴致勃勃的探索和参与，转到带有绝望的否定和疏离。

他不愿意再谈自己的过去，“谈得太多了，连我个人都觉得特没劲。都写过了，再写有什么意思？”

预言了

“ 5 · 19 ”行情

张卫星始终是那么桀骜不逊洋洋自得的样子。

他自言继承了北大勇于质疑的因子。他的思路和文章写法，确实让他在经济学界独树一帜。因为他的文章，类比极好，诙谐幽默中把道理讲得明明白白。像他写的《新淘金记》、《新西游记》，曾经成为股市门外汉的入门必读。

“张卫星是个非常可爱的人”，《证券市场周刊》的总编方泉评价说：“他很率直，所以注定在传统单位里待不下去，而是在股市里充分发挥了才能。”

1996 年，在中国股市热潮初露端倪的时候，在 IT 圈子里打拼了四五年的张卫星，揣着十万元钱，入市了。

进入股市第一支股票选了 600839 的四川长虹。“长虹是生产电视机的，当时的国内电视机市场正是方兴未艾，当时国内做高端电视机的还相当少，自然觉得它前途无量。”

方泉觉得，张卫星在股市上业绩非凡，成了至少百万富翁。

收益的进展让张卫星自然开怀，从来不甘寂寞的他开始开始向一些证券媒体投稿。主要是介绍一些成功经验和思考结果。

真正让张卫星名声大噪的，是预言了“ 5 · 19 ”行情。

1999 年 5 月 8 号，张卫星写了《历史大底就在眼前》，直截了当地指出很快将有一场“筹码抢夺战”。他这篇文章 6000 多字，被《证券市场周刊》全文刊发。这也是张卫星在媒体上的处女作。直到现在，张卫星还很感谢《证券市场周刊》，一下子让大家注意到了名不见经传的他，努力得到认可。

真正的对手

在大盘后面

随着“ 5 · 19 ”行情的预测成功，张卫星开始对股市有了进一步探索的欲望。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和身边的股民聊起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上的“国有股”和“法人股”，当时有老股民就很直接的说，这是经济学家研究的问题，你管那么多干吗？不过张卫星的好奇心反而被勾起来了，就跑去问证券交易所的工作人员，“他们大概觉得我挺另类的，看我的眼神儿都不一样了。”

“开始我想，只要比大厅里那些老头老太太们强就行；后来，我发现对手是大盘，只要研究透了 K 线的规律就能赢；再后来，我觉得大盘后面的对手才是真正的对手。”张卫星不愧是学物理的，他要研究什么问题，一定要把最根本、最本质的问题提炼出来。没想到，这一研究，就将青春投入了进去。他几乎是把大半的精力，全用在了股权分置改革上。

1999 年 12 月的《新淘金记》和《中国股市风险大讨论》，让主流经济学家开始对张卫星刮目相看。这是最早的全面系统性论证中国股市存在特殊“股权分裂”结构性缺陷的理论分析文章。

这篇文章曾被张卫星四处投寄：证监会官员、知名经济学家等等，不过没有得到任何回复。他无可奈何地叹气，带着一种先知先觉的悲悯。

不经意间，在赞扬和反对的潮声里，他也感觉到了压力。他用一贯的桀骜不逊，打发了这些压力。

“当时我个人也受到了很大压制，比如去电视台做节目，就明确告诉我不许提到国有股这个问题，我一气之下干脆就不去了。后来他们就请了其他人，在电视节目里对这个方案称赞不已。当时也涌现出一批专家，对这次的方案鼓掌喝彩，而且他们并非受到别人左右，他们表达的也是自身的真实观点。我就感觉到研究教科书上的经济理论的确非常害人，没有经过股市的实践才会得出这种观点。”

于是张卫星转而开拓别的阵地，找到了网络。 2002 年 1 月，他打电话给新浪，新浪的态度非常好，几分钟之后，文章就出现在首页上。很快这篇文章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几天之内就掀起了一场关于国有股问题的大讨论。

以后，他开始沉到关于股权分置试点改革的研究中。这时候，张卫星彻底成为中国股市成长的一部分。到现在，已有九年。

“这是中国

法学界的耻辱”

记者：你不愿意谈过去，是觉得过去的经历不好吗？

张卫星：不是。这几年来，历史谈了这么多，也没多大意思。股市有得有失。很多人在这个股市里耗费了青春，耗费了一切。财富也都损失掉了很多，尽管同时也获得了很多知识财富，不过也看清了很多问题。包括楼市啊、银行啊，我觉得我现在都看明白了，还在重复着中国股市的问题。重复着股市的错误。现在可能看不出来，以后会看的出来。

记者：具体怎么讲？

张卫星：我只觉得，中国证券市场应该是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它反映了一切。反应了中国经济的所有问题。所有的问题都在里面得到预示。经济的混乱啊，权力的干预啊，法治的缺失啊，没有诚信啊，这些社会上的问题，在中国股市上都有显现。

中国股市不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它是中国社会的镜子。从这里面能看到很多社会问题。未暴露出来的问题，它会提早在证券市场上暴露。将来会在社会各个层面爆发。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社会经济，未来还是很坎坷的。还会有很多这样的问题。我不是悲观主义者，但也不是盲目乐观主义者，目前在中国最多的是这部分人。

另一个就是股市的诚信问题。其实各个层面都缺乏诚信，不光是上市公司，还有中介机构，政府管理层，都不遵守法律，权大于法。我觉得将来都会得到惩罚，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太多了。说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股市每个阶段性的顶和底，都有很多的问题。

记者：您认为现在的股权分置试点改革不乐观？

张卫星：我现在也搞不清楚，那么差的方案怎么都能得到股民的投票？

记者：可能他觉得不投票也不起作用。

张卫星：这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一个记者问我怎么看这个问题，我说，“那些股民们在强奸中找到了快感，你说别人能怎么办？”真就是这样。我对未来还不是很乐观，因为这个试点方案会把矛盾激化，而且他把风险后移了，这可能会更麻烦。

因为股市整体的核心就是股权分置嘛，就是原始的产权关系不清。制度的扭曲。产生这个原因就是权力垄断，包括金牛能源现在的事。都说明，有权就有一切。

记者：如果当初股市没有股权分置问题的话，会是一片光明吗？

张卫星：你这个问题不存在答案。因为股权分置是宿命，是逃不过去的。这是制度的宿命，哪怕全国的经济学家都聪明绝顶了，也还是会走到这条路上来。它是综合的因素，包括民族、文化、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包括我们的民众、我们的社会、当时的集体意识，等等因素，这种情况下的股市是一定会走偏的。

只要我们是计划经济的体制，整个学界不可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上做出一个没有股权分置的市场。我假设过很多，比如说出现一个智慧的人，发现这个问题，诞生一个没有股权分置的股市，结果是这种假设不可能。别的路你根本走不通。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记者：假设试点改革用了您的方案，您觉得会更好？

张卫星：我觉得相对比现在要好一些。我现在觉得要用法制的手段来纠错。如果你在法律上出现问题了，都要纠错，这是法律的尊严。

在股市，经济学家谈得太多了，法学家谈得太少了。你看股权分置的专家，现在大家都知道谁谁谁，这是在实际中“打”出来的。法学界呢？你能找出一个人来吗？我正在写一个文章：《法律界为什么集体失语》，这是中国法学界的耻辱。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们没搞懂。导致在中国股市，法学的思想介入不够。

选题策划：张刚

主要执行：郝亚超　夏春春　夏仲鸣　李玉荣　邢紫月　胡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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