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偷懒，不糊弄，我判一个案子，一定要判得心服口服。”

■“我追求的目标是：判决书中一个多余的字都没有。”

■“你跟一群优秀的人在一起，会更优秀。”

姜颖在北京一中院知识产权庭工作已经十年了，现为合议庭审判长。

“姜颖可不容易了。”北京市一中院认识她的法官们说：“她以前有风湿，严重的时候走路都一瘸一拐的。”

姜颖谈起自己的身体来，倒很乐观，说得病的时候是十年前，现在几乎好了。但是眉眼里，还是掩饰不住那丝忧伤：

“现在我胳膊肘还伸不直，打字的时候，手腕不能灵活回弯。”

外表很温和，语调很清新的姜颖，其性格中的硬朗和豁达还是从话里话外渗透出来。

追求学以致用

“我大学是学机械的，毕业后又念了法学双学位，所以我就想找工作的时候能把这两者结合起来，都用上。”

1994 年，恰逢北京一中院成立知识产权庭，而知识产权方面的案子涉及很多理工科知识，姜颖就报名了。

两个专业都能用上，有了结合点，姜颖干劲十足，“比如说机械方面的侵权案件，看机械制图，我就能明白，如果没有这方面背景，难度肯定要大些。”

但是，难度还是很大的。当时由于知识产权庭刚刚成立，审判经验少，相关技术方面的资源也少。姜颖回想起当初的压力，歪起脑袋直挠头皮。

“虽然我懂机械，但是面包机和洗衣机的原理还是差很多；更难的是还有化学、电学、生物等领域，你如果看不懂设计原理，就判断不出来新技术方案是不是有创造性，或者是不是构成侵权。”

姜颖想给我举几个例子，但是话到嘴边又止住了——“太复杂了，我怕俩小时都给你讲不明白——你还是把这块略过去吧。”姜颖呵呵乐道。

通常，解决技术难题的方式有两种，一是请陪审员，二是自己打电话找业界人士咨询。在知识产权庭，除了姜颖，其他合议庭成员均没有技术背景。遇到复杂案件，姜颖都主动承担起来，通过自己钻研、向技术专家请教、向陪审员学习等方式，全面了解专利技术方案，公正处理每一起案件。

“先不说找合适的专家也面临很多麻烦，你找到的，不一定懂，懂的，未必能找到；而且，即便是向专家请教了，还得要自己分析判断，这是个痛苦的过程，因为你要彻底明白它们。”

这给姜颖，当然包括所有知识产权庭的法官们，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学习、学习、再学习。始终被新事物包围着。

由于专利案件多涉及日常用品，姜颖在日常生活过程中，甚至是休闲购物时，也经常留心观察周围的饮水机、电熨斗、晾衣架、多士炉、剃须刀、推拉门、电饭锅等产品的结构和外观，为审理这类专利案件增加感性知识。这让姜颖成了一个小“百事通”。

“在这种繁忙的工作压力中，有时候想想，也有有意思的地方。比如说，你知道灌汤包怎么包出来的？我审过一个案子以后就明白了：原来是用肉冻包的，一受热，肉冻就成汤了。你说多有意思！”姜颖呵呵地乐道：“这也是一种自我安慰吧！”

“一个多余的字都没有”

姜颖不是敷衍人生的人。她希望自己总是在成长，总是在不断丰富，越来越有力量。她对自己的要求甚为苛刻。

“我追求的目标是：判决书中一个多余的字都没有。”姜颖虽然学理，但是文字功底很强。

由于专利无效案件涉及的技术问题和法律问题均比较复杂，要想把法律文书写得简洁，实属不易。姜颖作为审判长，在合议庭一再强调不能为了结案效率而忽略法律文书的撰写。

在她处理的一起涉及“石油钻井方法”的发明专利无效案中，行政决定、起诉状、答辩状和第三人的意见陈述书加起来有 80 余页，当事人争议焦点涉及了 3 个大问题， 8 个小问题。为了既保障对当事人提出的每一个主张进行详细评述，又避免判决书过度冗长，她下功夫反复看了十几遍诉讼材料，尽可能用最少的文字，准确概括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并充分表达判决的理由和依据。即便如此，判决内容仍长达近 30 页， 16000 余字。

“有一次，一个律师对我们一个同事抱怨，说他的案子判决书写的不好，他从网上看到跟他这个案子类似的判决，就写得挺好。我同事问，哪个判决？一看，是我判的。我同事跟我说的时候，哎呀，所有的辛苦都不觉得苦了，从第三人那里听到夸奖，好高兴。”

她不仅对自己的法律文书认真负责，对合议庭其他成员的法律文书也逐一进行认真阅读和修改，严格把关，对有些判决的批改甚至超过 3 次以上。白天没有时间，就带回家批改，绝不允许一份文书因为自己的疏漏出现问题。截至目前，她所带领的专利行政合议庭的法律文书没有一例发现有质量问题。

让公正和效率同在

作为法官，有当事人托人给她电话，是无法避免的事。但是姜颖总觉得，那样心里不踏实，自己追求的信念就会倾塌，那是人生的灾难。

“我的风湿病，严重了三四年，后来吃了一种药后，渐渐好了。”这场病给了姜颖特别的收获：“所以我特珍惜这种健康的生活。没有大病过的人不能理解。对自己的信念，我珍惜，感恩。”

有一次，有人托她的同事，希望在审判时“公正处理”。她同事当下就直接回复说：“只要案子在姜颖手里，你就放心吧。她绝对会公正审理，你没理，找她也没用；你有理，也不用找她。”

姜颖知道这事以后，特欣慰。这种口碑，让她赢得了尊敬和自信。

公正之外，姜颖对效率也同样看重。

2004 年 3 月，为了解决专利行政案件审判效率低的难题，民五庭成立了专门合议庭，负责审理专利行政案件。庭里任命姜颖担任该合议庭审判长，负责合议庭的全部工作。专利案件诉讼有两类：一是民事侵权，二是专利权效力行政纠纷。

而后者多涉及更为复杂的专业技术知识，审理难度很大，并且几乎全部需要以判决的方式结案，不能调解，工作压力可想而知。姜颖自知不能退却，也无法退却。

“我也是希望能解决案件积压的难题，合议庭都憋着劲儿想干出点成绩，”姜颖笑着回忆说：“当时有很多积压案件。 3 月合议庭一成立， 6 月就结了一大批，我们 2004 年专利无效行政案件全年结案 227 件，比上年的 156 件增加了 45.5% ，未结案下降了 56% ，平均审理期限也由去年的 8 个月缩短为 5 个半月，合议庭全体成员的结案数量均在全庭名列前茅，其中判决结案包揽了全庭的前 3 名。”

因为专利无效案件都因专利侵权案件而起，地方法院要等待专利无效案件判决完后，以此来审理专利侵权案件。“所以我们必须提高效率。专利侵权都涉及到市场占有率啊，如果我们效率慢，一个案子等三年，那即便是公正判决了，对被侵权人来说，可能好企业都拖垮了，公正也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公正必须建立在效率的基础上。”

因此，姜颖在主持庭审时，做了创新，将原始的先质证、后辩论的模式，改为结合原告起诉事由，确定当事人争议焦点，按照先程序问题、后实体问题分别进行调查和辩论的方式，既使争议焦点明确化，也使当事人的陈述针对性增强。

“我不偷懒，不糊弄，我判一个案子，都集中自己和合议庭成员的能力、精力和信念，一定要判得心服口服。”

加班对于姜颖来说太平常了。每年的 10 月到 12 月，经常加班到 12 点。平时周六周日也得加班。任务重，人手少，她常叹气说连总结和思考的时间都没有。一个接着一个，似乎看不到尽头。

37 岁的姜颖现在还没有孩子。 2000 年到 2002 年，她参加了最高院组织的“中英青年法官交流项目”的选拔，经过层层考核，被选送至英国参加了为期一年的学习，获得硕士学位；她回国后，爱人也去了英国学习，她于是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学知识产权法方向的博士，像陀螺一样，没停过。每次要考试的时候，她都祈祷这是自己面临的最后一场考试，但是这个愿望总也达不成。

“第一年念博士的时候， 1 月份要考试，还要交论文，但是年底结案任务还很忙。我哭的心都有，没办法，只有加班，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事影响工作。”

“自己给自己找事，总觉得自己过得特别苦。”姜颖形容自个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但是付出总有回报。姜颖在业务上的努力得到了认可，尤其是当事人对她的判决特别服气的时候，那一刻——真切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所在。

优秀来自前辈和团队

姜颖反复说：我没觉得自己多优秀。如果有人这么认为的话，是因为整个知识产权庭风气都很正，有优秀前辈的言传身教，有同事们的集体努力。

“所以我舍不得离开这个集体。尽管有时候也觉得付出和收获不成比例，但想想这里氛围这么好，就又甘心了。你跟一群优秀的人在一起，会更优秀。”

姜颖掰着手指头一一介绍：像宿迟，我们知识产权庭第一任庭长， 1993 年的时候就开始规范我们的文明用语——那个年代，只有服务行业才开始规范哪！他现在已经是副院长了；我们现在的前庭长罗东川，是首届全国十大人民满意的好法官；像现在的庭长，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张广良，外边律所高薪聘他都不去。他们都是很有修养，都是专家学者型的法官。

1994 年的时候，一中院知识产权庭一年审结的案子才 100 件，十年以后的 2004 年，一年审结 800 多件。而人员增加，仅不到一倍。

太累的时候，姜颖也会想不开。可是转念一想，在知识产权专利无效行政判决这个领域里，全国也只有几个人在钻研，也觉得很有价值。

多年来，老公对她都很支持，让她深感幸福。姜颖下一步想着，要个孩子。让家庭和工作，更平衡、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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