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非暴力抗法法律依据匮乏　执法者与相对人法律意识淡薄　地方保护主义严重　执法经费紧张　　

2005 年 6 月初，北京市丰台区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暴力抗法案件。案件发生在丰台区城管局，该局宣教科王科长对记者说，去年一年丰台城管人员遭暴力抗法被打伤的队员有十几个人，本次开庭审理就是其中一起最严重的事件。

目前，暴力抗法事件频发，不仅在城管部门，其他执法部门也时有发生。但是据记者调查，国家在打击暴力抗法过程中遭遇了很多方面的阻力。

瓶颈一

打击非暴力抗法

法律依据匮乏

2005 年 5 月 19 日 上午，北京市海淀区城管局万寿路分队在执法过程中， 一位“黑摩的”司机为逃脱处罚，阻止执法，竟脱光衣服，这一现状使城管执法人员陷入了尴尬。

“这是第一次遇到此类情况，也有些被动了”。万寿路城管指导员赵长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对于北京的“裸体”抗法事件，西南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徐昕认为这是“弱者的武器”的体现，用非暴力的行为试图达到自己预想的结果。抗法者自己由于生活非常贫困，加上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很容易极端的处理问题。但是在治理非暴力抗法方面，法律规定匮乏给上述情况带来阻碍。

瓶颈二

执法者与相对人

法律意识淡薄

暴力抗法是现在包括城管在内的执法部门遭遇最多的问题。

记者在一居民区里随机采访了一位在卖卫生纸的小贩，他知道自己的无照经营行为是违法行为，但是为了生存没办法。当记者问到如果被城管查处时会不会使用暴力，他说：“城管做的不对，我们为什么不能反抗？但也只能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徐昕说，作为保证国家强制力实施的规范来讲，法律可能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如执法者依照法律程序执法并无过错，行为人不应该对抗法律，但正因为这种不完善和某些执法人员素质较低，行为人可能会抗拒执法。

以上抗法事件，既有表面原因，也有深层原因，一个基层派出所的所长跟记者说：“除公民自身法律意识淡薄之外，深层次的原因是我国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一些利益关系没有得到合理的协调和平衡，没有形成良好的市场环境。再就是执法人员的执法方法可能存在一些缺失，没能更有效地将执法的内容传递给被执法者。所以亟待提高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执法时必须严格遵循法律程序。

瓶颈三

经济利益驱使

地方保护严重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环境整治的执法力度也在加大，暴力抗法事件呈上升趋势。据不完全统计，全国 12 个省份中， 2004 年以来发生的环境执法受阻事件达 4400 余起，其中严重暴力抗法事件就有 120 多起。部分企业环境法制意识差，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不择手段违法排污；一些地方政府对暴力抗法事件打击不力，助长了不法排污企业的气焰；环境执法缺乏必要的现场强制和自我保护手段。徐昕赞同地方保护主义是暴力抗法的助力因素之一。国家环保总局环境监察局局长陆新元也曾经在两会上指出，“环境执法中要面对的最大难点就是地方保护主义。”

地方保护主义下的暴力抗法，促使烟草专卖部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曾经有媒体报道河北邯郸市不法烟贩相互勾结，贩卖假冒伪劣香烟活动十分猖獗，其地方保护主义者公然允许制假的违法事实存在，对惩处暴力抗法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竟设立“禁查区”，导致抗法者逍遥法外、胆大妄为。大部分暴力抗法事件的结果往往都是地方主要领导出面，然后平息事态。这恰恰印证了地方保护主义对烟草专卖管理中暴力抗法的纵容。

专家分析，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片面利益，往往会压制具体职能部门发挥作用，从而助长了暴力抗法事件的不断发生。

瓶颈四

执法经费紧张

北京崇文区法院宣传处一工作人员对记者说，抗法事件在法院也同样存在，抗拒执法的行为是对法律的亵渎。在任何形式上都是不允许的。还应坚持“执法一贯性”的原则。把它当成树立执法权威的重要形式，比如现北京正开展的“禁摩”行动，不能仅将其视为一个阶段性的整治工作而应一直将其进行下去。这样才能营造一个良好的执法环境，还要做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社会的认知度才会提高，不过这都需要其它机构的协助。

“由于地方经费的短缺，直接导致警力装备不足，一般在大案、要案方面投入相对多点，大量发生的小案就无暇顾及。”广西柳州的一公安干警这样表示。他还不无忧虑的谈道：“执法管理暴力抗法成本低，使违法者有恃无恐。当执法人员受到人身侵害时，基本上都是罚些款，作一些经济赔偿，严重的也就是拘留几天，根本起不到敲山震虎的作用。”

赶着马车进城卖水果的小朱夫妇回忆，曾因无照经营遭城管查处，城管并没有出示证件，强行将马匹没收。两人直言对这样的执法不服气。有学者强调：需文明执法，提倡人性化执法，如执法粗暴，双方很容易形成对抗，进而导致暴力抗法事件的发生。

北京市海淀区一名政府工作人员呼吁：作为决策、立法的政府的相关部门，应该注重法律条文科学性与合理化，加大法律宣传力度，培养群众守法的自觉性。 我们有的决策与立法似乎时间不够充分，没有建立群众充分诉求的机制， 导致了执法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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