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辩之余■

隐私权遭遇网络渠道

据媒体报道， 600 名人的电话号码在网上已经拍卖到 1000 元，就像众多希望考试成功而在网上高价买考研题、高考题、四六级题一样，名人的电话号码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体现出其价值。

而实际上，隐私权作为一种权利首先在于其中包含着社会承认的某种利益，比如，通过散播他人的个人信息，可以使其名誉受损、物质上遭受破坏。正是因为这样，侵犯他人隐私权就成为一种伤害、报复他人的手段，隐私权的保护由此而进入法律的视野。

隐私权的概念和理论，最初源于美国。 1890 年，美国法学家布兰代斯（ Louis D. Brandis ）和沃伦（ Samuel D. Warren ）在哈佛大学的《法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隐私权》（ The Right to Privacy ），提到“保护个人的著作以及其他智慧感情的产物之原则，是为隐私权。”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隐私权。此后，关于隐私权的理论，开始受到广泛的重视和承认。传统的隐私权理论认为，隐私权作为一种基本的权利，是指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骚扰、知悉、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随着社会的发展，网络技术的应用，个人信息所包含的内容扩大，网络隐私权随之出现，网络隐私权通常是指网络行为中的个人数据、私人信息、个人领域。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事件中的隐私权并不是所谓的网络隐私权。在这个事件中，散播的是名人的电话号码，即传统的通讯方式，只不过是通过区别于传统的渠道——网络进行。网络的无边界性使得传统的隐私权在这里得到利益的“最大化”，一旦泄漏或被加害人恶意侵害，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能为多数人知晓，正是因为这样，也使得对受害者的侵害“最大化”。相对于之前隐私权受侵害的案例来说，明星电话号码经过网络这一渠道的加速传播，使得这种泄漏所引发的不仅仅是对个人的伤害，而成为对整个社会规则的破坏：比如，记者的资源丧失，明星的演出渠道破坏。

也正是因为网络渠道的出现，传统的司法救济方式被架空，对隐私权侵害的救济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加害主体难以辨认，在目前很大一部分小型 BBS 尚可以任意注册用户的情况下，对于恶意散播他人信息的行为防不胜防，并且难以追查。也正是因为这一点，通过网络对个人隐私的侵犯显得尤为明显。

我国对于隐私权保护的立法相对落后，仅通过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指出：“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隐私材料，或者以书面、口头方式宣扬他人隐私，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 但是，以明人电话被泄漏为例，这种行为并未造成他人名誉权损害，按照上述法律就无法对其进行救济。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笔者以为，应该通过立法一方面加强对公民隐私权的确认和保护，另一方面明确网站拥有者和管理者的责任，要求其尽到管理的义务，改变目前这种放任自流的状态，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规制并不是对网络自由的侵犯，它只是通过对可能侵害他人的信息的处理，达到约束网络使用者的目的；同时通过立法明确网络信息传播的基本价值准则，促使网络拥有者和使用者自觉遵守基本的网络价值。

本栏宗旨：以“法辩”观点为思考样板，为“公共利益”独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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