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建两行掀起“问责风暴”

5 月 23 日，中国建设银行发布《关于追究案件发生机构及其上级机构领导人员责任的规定》。 3 天后立竿见影，湖南、山西两省分行行长自动引咎辞职。 5 月 31 日，中国银行新闻发言人王兆文表示，在中行人力资源改革中，全系统已有２０名二级分行的行长“下岗”，其中包括了责令辞职、引咎辞职和免职等不同处分。一场“问责风暴”席卷而至。

5 月 28 日，龚蜀雄走进了位于长沙市芙蓉路上的建行湖南省分行行长办公室，开始了他新的使命，龚蜀雄原先的职务是建行贵州分行行长。而原建行湖南省分行行长孙建成，则从 26 日起就再也没有进过这个办公室。

与孙建成命运相同的还有建行山西分行行长梁富成，两人都是引咎辞职，挂冠而去。

紧接着，中国银行也传出惊人消息。 5 月 31 日，中国银行新闻发言人王兆文表示，在中行人力资源改革中，全系统已有 20 名二级分行的行长“下岗”，其中包括了责令辞职、引咎辞职和免职等不同处分，其中免职的人数比较多。“被免职的主要原因是经营管理不当而造成了不良影响或重大损失。”

两家积极筹备海外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几乎在同时掀起了“问责风暴”，而隐藏在这次风暴背后的则是紧锣密鼓的人事改革。 5 月 20 日，中行面向全球招聘 25 名高管。与中行相比，建行的选聘虽略显低调，但据悉，近日又将有若干名“海归”或海外人士加盟建行管理层。

郭树清“铁血”政策

《关于追究案件发生机构及其上级机构领导人员责任的规定》践行了郭树清“处于股改关键时期的建行迫切需要以铁的纪律和铁的规章制度强化问责”的“铁血”政策。

建行的问责风暴是有先兆的。 3 月 17 日，行长郭树清在履新时曾表态：处于股改关键时期的建行迫切需要以铁的纪律和铁的规章制度强化问责。

两个月之后的 5 月 23 日，郭树清的这一思路通过建行《关于追究案件发生机构及其上级机构领导人员责任的规定》（下称《规定》）这一文件得以落实。

《规定》明确指出，包括总行董事长、行长、监事长在内的各级领导人员如果严重失职，导致辖内发生案件或违规问题，具有以下情形的应当引咎辞职：辖内发生多起案件或重大违规问题；涉及金额巨大或损失严重的；性质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严重挫伤员工积极性的。

3 天后，湖南、山西两省的行长就自动引咎辞职，原因是所辖基层行近两年案件多发。

据建行内部人士介绍，由于山西发生了震惊全国的“ 7 · 28" 金融大案，且案件主要发端于建行，对梁富成的问责在意料之中，因而建行总行高层并没有前往山西宣布有关人事任免事宜。

但对于湖南分行则有所不同，此前，孙建成从深圳分行行长任上调任湖南仅一年零十个月，去年孙所管辖的范围发生了多起案件，但一般金融案件爆发都有一个相当长的累积过程，是否把这些责任都归咎于孙建成身上，建行内部有过激烈的争论。但考虑到建行是金融业问责制的试点行，且又是第一次施行，因此必须从严，毕竟是在孙的任期和管辖范围内发生的，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孙建成在湘任职期间，建行湖南省分行共发案 9 起，涉案总金额在 3000 万元左右。

“尤其是今年，省分行面临前所未有的案防压力。”建行湖南省分行一位中层领导说。一个细节是，在建行湖南省分行于 5 月中旬召开的防治犯罪专题会上，该分行纪委书记廖金华透露，总行对湖南分行近两年来案件高发的情况非常重视，由于势态未有好转， 2005 年总行将湖南省分行列为全国五个案件高发整治分行之一。

事出尴尬的是，在此态势下，今年 1 至 5 月间建行湖南省分行又发生了两起恶性案件。

其一是，怀华市分行靖州支行的营业部柜员郑荣胜涉嫌贪污案，挪用 3 个单位客户资金近 50 万元；其二是，衡阳市分行石鼓支行客户经理肖某，擅自支用客户个人消费额度贷款 5 笔共计 32.5 万元。

据介绍，这两起案件涉案金额超过 90 万元，已挽回其中的 17.7 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虽涉案金额下降 151 万元，但发案数量增加了 1 起，而且上述两涉案主犯目前仍在外逃中，均未缉拿归案。

不过，建行对“引咎辞职”的高管还是预留了退路。按照惯例，建行将对主动请辞的孙、梁二人作出适当的“安抚”。据透露，孙建成、梁富成都将被派往国外学习培训。

中行二级分行行长

“批次下岗”

分析人士指出，中行之所以对此事语焉不详，不愿公之于众，是害怕事情闹大了，不利于引进战略投资者，影响中行的股改和顺利上市。

就在拭目建行的问责风暴会否继续的时候，中行新闻发言人王兆文在 5 月 31 日抛出已有 20 名二级分行的行长“下岗”的消息，并表示，为加强对人力资源的管理，该行在人事改革的过程中建立起一套领导人问责制度。

虽然中行新闻发言人王兆文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些行长的“下岗”与最近发生的案件无关，主要是经营或其他问题 。但有分析人士指出，中行之所以对此事语焉不详，不愿公之于众，是害怕事情闹大了，不利于引进战略投资者，影响中行的股改和顺利上市。

中行 20 名二级分行的行长“下岗”暗合年初王兆文向媒体做出的表态。今年 1 月，中行爆发哈尔滨河松街支行金融诈骗案时，王兆文曾表示，中行已开始研究制定涵盖各种经营管理责任和领导责任的问责制度，并同时在全行范围展开自查。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两者存在的相关性。

这次建行、中行的问责“接力”看似集中，实则是长期以来一直都在酝酿之中。

在银行业建立问责制最早酝酿于 2003 年底。在当年年底的国务院一次内部会议上，有关领导就指示要求尽快建立国有银行的问责制。 2004 年 8 月 20 日，在央行和银监会召开的会议上，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公开表示，商业银行要建立严格的问责制，重点查处决策责任大、导致损失金额大的不良贷款责任人。同年 12 月 29 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主持召开的常务会议上，在研究建行、中行股改问题时明确要求两行尽快建立健全问责制。今年 4 月 3 日，银监会发布著名的“内控十三条”，首次明确将问责制写进银监会的规章制度。

“问责制”尚待完善

以建行、中行引咎辞职为标志的“问责制”的实行，对内控机制薄弱的中国银行业而言，或许意味着对现有防火墙的再次加固。

不过，针对建行问责制，有专家分析说，仅有问责制是不够的，关键看具体内容。如果仅仅是对所辖内发生案件或违规事件负责，其内容与范围未免太狭隘了。

所谓问责制，就是对所赋予的一切权力负责，有多少权力就得承担相应的责任。无论是经营决策的失误、银行风险管理的失职、人事安排缺失，还是所辖内发生案件，就得承担相应责任。这才是权力与责任的对称。同时，这种问责不仅表现为领导者任内要承担责任，还应该具有历史的追溯性。

目前的一些银行领导者为了造出自己任内业绩，短期行为盛行，只求短期内能有好的报表及业绩，对个人升迁有利，而根本无视这些业务的长期风险。目前个人住房消费信贷审核过于宽松，多少与商业银行领导人的动机有关。因此，不能既往不咎，而要追根溯源，全面问责制就得对所有领导者的责任历程有明确的记录，追究到底。

四大国有银行为什么问题会那样多？其垄断条件下的业绩会差强人意，甚至效率低下，国有资产及财富大量流失，最大的问题就在于银行领导者权力与责任严重的不对称。不少领导者被赋予个人无限权力，但他们从来没想到过该承担多少责任，或者要他们承担责任时，就推脱得一干二净。如果这种现状不改变，国有银行股份改造要取得成功，是万万不可能的。而问责制的推出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在国内金融系统大案要案频发之际，在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上市的关键时期，建行、中行此举无疑将强化该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政问责制度，督促他们更加勤勉、尽责地担负起领导和督导重任，从而有助于改善建行的公司内部治理环境，增强海外投资者对国内金融机构的信心。

以建行、中行引咎辞职为标志的“问责制”的实行，对内控机制薄弱的中国银行业而言，或许意味着对现有防火墙的再次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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