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矗 2005-05-30

就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案子，笔者与俄罗斯的朋友交流时问道：“霍多尔科夫斯基的 12 名律师中，谁最牛？”答案相当一致：“尤里·施密特”！

父亲坐牢只能当律师

尤里·施密特投身律师行业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又有几分无奈。

1937 年 5 月 10 日 尤里生于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尤里出生仅仅 3 周，他的父亲就被以政治犯的身份投入了监狱，获刑 19 年。

1955 年，尤里进入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学习。当他去法律系报道填表时，法律系的系主任问他：“你在父亲一栏处填写的是不明，那么你为什么还要来上法律系？如果你的父亲在坐牢，这样你未来将无法成为法官、无法成为检察官、无法成为侦查员，难道是律师……？”尤里当时面红耳赤的叫道：“那又怎么样？我无所畏惧！”尤里当时还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在坐牢。

1956 年，当他的父亲马尔科·拉哈米利耶维奇刑满释放的时候，尤里独自去火车站接父亲。自尤里出世，父子俩从没见过面，但是在车站，两人竟一下子就认出了对方。

“你妈妈在哪？”

“她今天发烧了。”

“哦。回家吧。”

父亲的突然出现，让尤里不住地琢磨，“我这个突然出现的父亲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其实，马尔科·拉哈米利耶维奇是一个非常优秀、知识渊博的人。他几乎读过所有老俄罗斯以及苏联时期出版的书，可以随意地和物理学家探讨物理问题，和经济学家探讨经济问题，和哲学家探讨哲学问题……

在父亲回来之后，尤里的家中常常出现的是尤瑟夫·布劳德斯基，尤里·米哈伊洛维奇·劳特曼以及他的弟子，耶菲姆·格里高里维奇·艾特肯特等大名鼎鼎的持不同政见者。受到父亲及其朋友的影响，尤里很快成为了一名持不同政见者的同情者。

1960 年，尤里从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毕业，走上了他那唯一的路——成为一名律师，同年加入列宁格勒城市律师协会。

作为律师，他很喜欢在法律上帮助那些需要他的人。他代理过很多在原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很有影响的案件，例如： 1988-1989 年亚美尼亚的阿尔卡金雅·马努恰罗娃案； 1991 年格鲁吉亚的库鲁姆贝科娃案； 1992-1993 年在乌兹别克斯坦为著名女记者阿布杜马努巴·布拉托娃辩护； 1996 年的米洛什尼琴科案和尼科纳案。

2004 年，当有记者向尤里·施密特问及他为什么不从政的时候，尤里打趣道：“阿纳达里是我在列宁格勒大学学习时的同学，我们关系很好，后来我们都成为了律师，现在他当上了议员。前几天我碰见他，他穿着白衬衫，打着花领带，一身笔挺的西服。我穿着无领衬衫，一条牛仔裤。他羡慕地说，啊，你居然还穿牛仔裤。的确，他已经不能穿牛仔裤了，而我可以，所以我不从政，为了穿牛仔裤。”

现在，已经 68 岁的尤里·施密特居住在圣彼得堡，依然从事着他当初无法选择，现在却无法自拔，或许是命中注定的职业——律师。

霍案 国家的一次机会

作为霍多尔科夫斯基律师团的中坚分子，在接受俄罗斯《真理报》记者采访时，尤里·施密特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霍多尔科夫斯基案是国家的一次机会。

《真理报》记者：为什么您决定参与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诉讼案？

尤里·施密特：在接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案子之前一年内我没有参与任何案子，霍多尔科夫斯基被逮捕后，我立刻意识到这是我的案子，一个关于维护法律及司法构成的案子。这个案子涉及我们社会的深层甚至社会生存的问题——并非生理上生存的而是人性及精神上的。我甚至提前就做了准备：一些我可能从来没遇到的问题，因为我从来都是自己选择我要代理的案子。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诉讼案是对维护法律公正和律师专业素养的综合考验。

记者：您认为您的当事人现在的形势是在一个“设计好的程序中”吗？

尤里·施密特：也许更坏，就像一个已经发表的了作品一样。

记者：我知道您之前代理过很多重要的案子，例如尼科纳的案子。您怎样看待这些案件和霍多尔科夫斯基案的关系？

尤里·施密特：时间变化了，我的当事人变化了。尼科纳的案子，当然，我的一生到今天为止经历了很多的案件，我都作为一个真正的律师参与其中。然而霍多尔科夫斯基案的确是比较特殊的，它不仅仅是维护法律公正的问题，而且案件的审理、判决都将是我们国家的一次机会。无论如何解决霍多尔科夫斯基案，都将对俄罗斯产生深远的影响，而这些元素尼科纳的案子则不具备，或者说没有霍多尔科夫斯基案对于国家有这么重大的意义。

记者：如果将来有一天霍多尔科夫斯基自由了，甚至在将来成为了一位重要的政客，拥有了权力，并开始追查曾经迫害过他的人，您会选择去当检察长吗？

尤里·施密特：可能吧，这需要我克制自身对此强烈的厌恶感并准备去做这类工作，但仅限于可能。律师不应该因为当事人社会或政治地位感到羞愧。 1991 年我和几个朋友说，你们为什么去国家检察机构啊，有人比你们做的好，有人有更好的见解。

因此，我应该不会去当检察官，因为有人比我更加适合这份工作。

（感谢《真理报》记者对本文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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