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冯建华 发自深圳 北京 2005-05-30

曾经的“三大标杆式企业之一”再度成为券商关闭的“标杆”

许多证券公司扮演着“投资型券商”的角色，主要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利用牌照垄断、坐庄操纵股价、骗取客户资金等手段谋取暴利。在股市低迷、止亏无力的情况下，它们“拆东墙补西墙”，采取挪用客户保证金、违规高息融资等手段，以度过目前面临的危机，而实际上，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陷入恶性循环的深渊。

在业内曾被称为“三大标杆式企业之一”的老牌券商——南方证券的倒掉，就证实了这一点。但是，在被关闭的券商中，南方证券或许还不是最后一家。

老牌券商终点

苦苦支撑了一年零四个月，南方证券还是无可挽回地倒下了。它的陨落，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市场震动。然而，在这平静的背后，正预示着一场风暴的来临。

4 月 30 日 ，中国证监会发出通知责令南方证券关闭，并要求在 60 日内清理相关资产。五一过后，深圳市政府受托组建的一支清查小组进驻南方证券，对外代表南方证券行使公司权利。至此，一家具有 13 年历史、在业内曾被称为三大标杆式企业之一的老牌证券公司走到了命运的终点。

自 2002 年鞍山证券成为第一家被关闭的证券公司以来，证券公司被关闭或托管已渐呈“燎原之势”。在南方证券之前，先后有大连证券、新华证券、佳木斯证券被关闭；就在南方证券被宣布关闭的前一天，亚洲证券被华泰证券闪电托管；而汉唐证券也被传言将被托管。

一系列迹象表明，正是由于看到了证券公司普遍存在的问题，中国证监会已悄然发起一场治理整顿运动。

作为这场治理整顿运动的“前奏”，中国证监会先在券商中间发起了一场自查自纠式的“整风运动”：要求所有券商在 4 月 30 日 之前完成自查，对于那些风险已暴露出来的券商，希望能在 6 月底前拿出解决方案，到期不能解决问题的，将面临被托管或者更严厉的处理。

此次南方证券的关闭，或许预示着这场治理运动即将进入实质性阶段。

“目前只有等待”

在这个特殊时期，员工们对外界的细微变化都特别敏感；对于记者的提问，他们往往只反复说“目前只有等待”

南方证券总部位于深圳罗湖区 26 层高的太平洋商贸大厦，离深圳的标志性建筑帝王大厦只有三四十米远。在这个黄金地段，南方证券公司买下了该栋大厦的第 20 至 26 层，由此可见其昔日的财大气粗和无限风光。

5 月 20 日 ，记者在太平洋商贸大厦看到，门口和大堂处，“南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招牌还在，“南方证券”四个红色大字矗立大厦顶端。入夜，在霓虹灯的映照下，“南方证券”四个大字显得格外醒目。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法制早报》记者，南方证券自 2004 年 1 月 2 日 被行政接管之后，就陆陆续续有员工离开南方证券。到 4 月 30 日 被宣布关闭的时候，南方证券更是“树倒猢狲散”，大批员工选择另觅出路。

不过，南方证券负责接待媒体的公关部负责人却告诉记者，南方证券被宣布关闭后，公司并没有出现大的波动，证券业务部门仍照常运营，员工正常上班，人员流动也不大。

5 月 20 日 上午 11 时许，记者在第 23 层的办公区看到，大多数办公室开着门，可里面的办公席位均未坐满，一些办公桌上堆着大叠过期的报纸，有少数办公室还空无一人，地上零零星星地散落着一些废纸。

在南方证券研究所办公室，坐着五六名员工。见到陌生人进来，这些人几乎同时抬起头来看。在这个特殊时期，这些人对外界的细微变化都特别敏感。南方证券研究所共有 36 名员工，对于办公室里的大量空位现象，南方证券研究所所长郭夏南给出的解释是，有很多员工在休假。

45 岁的郭夏南，在南方证券干了 13 年，可以说，他见证了南方证券兴衰的全过程。除了营业部以外，他还在其它所有部门呆过。

郭夏南在他办公室接受记者的采访时，已把书橱和办公桌上的东西收拾一空，显然，他已不把这里当成他的办公场所。

“现在没什么事情，就是来办公室看看。”郭夏南笑着说。

“工作这么多年的单位要被关闭了，此时的心情怎样？”记者问。

“这事前前后后已经一年多了，我们都有思想准备了。现在只能等着安排了。” 郭夏南说。

“像您这样经验丰富的人，留在新组建的公司应该问题不大吧？”

“问题大了！我都这么大年纪了，在证券行业已算老人了，还有谁要呢。”说起未来，郭夏南多少显得有些沉重。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从其他很多选择留下来的员工身上也同样感受到了这种沉重。对于记者的提问，他们往往只反复说“目前只有等待”。

暴利时代终结

谋取暴利的粗放模式逐渐失效，而新的模式在短时间内又很难建立起来；在经营模式转变的过程中，肯定还有很多券商面临死亡

从国际惯例来看，证券公司应该是金融服务类企业，通过提供投资咨询、经纪业务等服务，收取中介费，这是其主要收入来源。这种经营模式虽不能带来暴利，但收入结构相对稳定，也少有风险。

可是，中国很多证券公司是采取粗放型的经营模式，扮演着“投资型券商”的角色，主要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利用牌照垄断、坐庄操纵股价、骗取客户资金等手段谋取暴利。

“粗放型经营模式相对简单，又能谋取暴利，您说还有多少证券公司愿意规规矩矩地经营呢？”郭夏南笑着反问道。

上世纪 90 年代，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证券市场迎来了“黄金时代”，大大小小的证券公司也因此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其中绝大部分具有浓厚的政府背景。

“证券市场发展是一个不平坦的过程，有起有落。在高速发展过程中，它积累的问题也越来越多。”郭夏南分析认为。

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由于大批券商蜂拥而入，“僧多粥少”的局面早已出现。郭夏南举例说，美国证券市场的市值（包括流动与不流动资产）大约有 11 万亿美金，大型券商只有一二十家；中国证券市场的市值只有大约 4000 亿美金，而大大小小的券商却高达 120 多家。

随着管理层对证券市场的监管越来越严，这个行业的暴利空间越来越少，为减少风险，券商的盈利模式必须从粗放型向集约性转变。

“旧的模式逐渐失效，而新的模式在短时间内又很难建立起来，出现问题也就可想而知了”，郭夏南说：“在经营模式转变的过程中，肯定还有很多券商面临死亡。”

分析南方证券被关闭的原因，郭夏南说，除了内部管理混乱等因素外，“主要是由于在粗放型经营道路上走得太狠了，所以等不到转变成功的那一天。”

在郭夏南看来，国外证券公司早期也多多少少地经历过一个混乱期，与中国目前的情况很相似，稍微不同的只是中国股市存在股权分置的特殊情况。因而，一些券商出现重大违法违规现象，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是一个必经阶段。

“南方证券被关闭，没什么好奇怪的，这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南方证券被关闭不仅仅是一个公司的问题，折射的却是全行业的问题。”郭夏南对记者说，不过，对于郭夏南的“必经阶段”之说，银河证券研究所分析师吴祖尧不太认同。他认为，只要充分借签国外经验，“这个所谓的必经阶段完全可以避免”。

吴祖尧认为，中国券商的经营模式与国外不同，主要是与中国的市场环境、交易体制有关。在国外，民众投资证券市场，必须通过经纪人，而在中国，客户一个电话就可以直接打到证券交易所。此外，中国的机构客户群不够大，难以满足券商的市场需求。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外券商的发展道路没有可比性。

“靠天吃饭”

2004 年平均每家券商亏损约为 1200 万元，远高于 2003 年平均亏损 80 万元的水平；现在很多券商只能“靠天吃饭”，只要股市不涨，它们就永无翻身的机会

券商很大程度要依赖股市而生存。因而，一些专家把大批券商出事的主要原因归结于股市的低迷。

2001 年以来，中国股市持续低迷，从最高 2445 点跌至 1061 点，跌幅超过 50% 。随着新股发行和交易量的减少，证券公司三大业务——经纪、投行、投资全面受挫。由于出现巨额亏损，很多券商的资金链随之断裂。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认为，在股市持续低迷的大背景下，现在很多券商只能“靠天吃饭”。言外之意是，只要股市不涨，它们就永无翻身的机会。

57 家券商披露的 2004 年年报显示，去年券商整体亏损额为 6.8 亿元。这已是券商行业连续第 4 年全行业亏损，平均每家券商亏损约为 1200 万元，远高于 2003 年平均亏损 80 万元的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持公司运营，在融资渠道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很多券商只得“拆东墙补西墙”，采取挪用客户保证金、违规高息融资等手段，以度过目前面临的危机，而实际上，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陷入恶性循环的深渊。

据报道，截至 2004 年 10 月，在总共 132 家证券公司中正常经营的约为 76 家，有问题的占到了 33 家，还有 23 家被列为高风险公司。

“在高额利润的包装下，券商存在的许多问题都被掩盖了，而一旦经济效益连续几年不好，券商再也经受不住了，许多问题也就开始暴露了。‘水漫金山'之后必然是‘水落石出'。”贺强所长对记者分析说。

亏损高达 80 亿

南方证券挪用个人保证金约 80 亿元，机构债务约 120 亿元，两者相加超过 200 亿元；扣除南方证券能够变现的全部资产以后，亏损面仍高达 80 亿元左右

南方证券的没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2001 年初，由于看好股市行情，南方证券与客户签订的委托理财业务的收益保底线大约在 10% 左右，理财规模约为 80 亿元。没想到，上证综指从 2001 年 6 月间达到 2200 多点高位后，一直处于下跌态势，至 2003 年 10 月底跌至 1300 多点，跌幅超过 30% 。南方证券如果按合同履行的话，哪怕是保本支付委托理财资金，南方证券亦需先填平一二十亿元的亏损。

2003 年 10 月，南方证券大范围爆发信用危机，委托理财客户纷纷上门索要投资本金和收益，南方证券面临第一次生存危机。

面对不断上门的委托理财客户，时任南方证券总裁的阚治东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挪用客户保证金用以偿还委托理财客户的投资本金。

据调查，南方证券“拆东墙补西墙”并不止于挪用客户保证金。事实上，南方证券还采用穷途之策，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大量透支。

中国的证券交易实行“ T ＋ 1 ”的清算交收制度，按照规定，证券公司第二天要把交易结清，在“ T+1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可直接从证券公司的结算备付金账户上扣除交易净额。如果证券公司备付金账户无法支付购股价款，即出现透支，先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清算保证金支付，仍无法支付的，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风险管理基金支付。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将对透支额收取高额罚息，利率是月息 10.98 ‰。如果在“ T+2 日”下午 5 时之前仍然透支，罚息将调高至每日 5 ‰。因而，如果一家证券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公司出现透支，一般只有两种情形：这家公司或者在豪赌，或者资金干涸，已到山穷水尽之地步。

由于挪用客户保证金高达 80 亿元以及自营业务的巨额亏损，南方证券已濒临绝境，在这种情况下， 2004 年 1 月 2 日 ，中国证监会、深圳市政府宣布对南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实施行政接管； 2 月，央行提供 80 亿元再贷款偿付客户保证金，帮助南方证券暂时度过了挤兑风潮。

据接管小组 2005 年 1 月底公布的资产清查数据表明，南方证券挪用个人保证金约 80 亿元，机构债务约 120 亿元，两者相加超过 200 亿元。扣除南方证券能够变现的全部资产以后，亏损面仍高达 80 亿元左右。

据了解，在宣布行政接管的时候，很多人就主张关闭南方证券。后来在深圳市政府的协调下，才最终保留了“南方证券”这个老牌券商的名号。由此可以看出，深圳市政府还是想努力挽救南方证券的命运。无奈，由于积重难返，南方证券最终还是走上了不归路。

南方证券最后到底亏损多少？监管层将对它采取怎样的资产处置方案？对于这些核心问题，目前清查小组仍没有对外公布答案。深圳市委宣传部和深圳市政府金融办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关于南方证券的新闻统一由清算小组对外发布。可是，记者几次向清查小组提出采访要求，对方均以新闻发言人不在而加以回绝。 5 月 20 日 ，在清查小组的要求下，记者向对方发了一个采访提纲，可直至今，记者仍没有等到清查小组的任何答复。

制度缺失的困境

委托理财本是一个带有风险的业务，应该有个责任划分及风险承担的问题。但现在的法律制度对此没有作出任何规定

经验表明，如果一个行业内大面积出现问题，就该反思制度设计的是否合理。证券行业同样不例外。

郭夏南所长认为，券商大量出事，核心问题在于自身的违法违规经营，但多少也与法制环境有点关系。尽管与前者相比，这只是一些“细微末节的问题”。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现行的法律及规章制度对券商的融资渠道限制过多，而这些规定大多是在 1998 年发生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制定的，现在社会经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是很多券商最终走上挪用客户保证金、借高利贷等道路的原因。

吴祖尧认为，目前证券公司营业部具有较大的相对独立性，这种制度规定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随之带来的另外一个负面影响是，由于证券公司总部对营业部难以做到有效监管，也给后者违法违规经营埋下了一定的诱因。

为了争夺客户，现在很多券商在受理理财业务时，由于没有制度约束，纷纷提高保底收益率。委托理财本是一个带有风险的业务，一旦出现亏损，按道理应该有一个责任划分及风险承担的问题。可是，现在的法律制度对此没有作出任何规定。

“实际上，一些券商正是利用这种制度漏洞及客户的心理，轻而易举地从客户手里骗取巨额委托理财保证金。”吴祖尧说。

可是，在贺强看来，券商面临的最大制度困境，就是中国股市过于反常和不可琢磨。“券商只有在股市合理上涨的过程中吸取市场‘营养'，然后才能逐步改变目前的处境。否则，一切都是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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