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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明娟:希望工程最耀眼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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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肖 科 发自北京 2005-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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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照片改变一个人生。在“希望工程”的大历史背景下,因为那张著名的“大眼睛”照片而一举成名的安徽女孩苏明娟,成为“希望工程”一个标志性的符号。作为个体,从命运意义上来说,苏明娟被动选择的人生也许正是公众认同的“幸运”,这也正是“希望工程”需要树立的范本。

然而对“希望工程”而言,一个苏明娟的成果,跟“希望工程”试图承载的历史使命比较,显然是失衡的。但是,从濒临失学的女童到大学毕业生, 14 年完全“阳光下”的生活被社会不厌其烦的记录,苏明娟的个人史就是“希望工程”一部微观的“功劳簿”。记录苏明娟的全部意义在于,通过一个完整范本来探寻化解“教育”这一世纪性难题的有效途径。

完美的结局

5 月 21 日,希望工程的三个标志性照片的主人公,“大眼睛”苏明娟和“大鼻涕”胡善辉、“小光头”张天义在位于北京圆恩寺胡同的“希望工程”办公院内会齐。

三人中最有名的是苏明娟,标志性的大眼睛格外明亮。穿着红 T 恤的张天义眼神有点忧郁,胡善辉身着军装,他现在是一名军人。

苏明娟今年大学毕业,在 5 月初已被安徽一家银行录用。“大鼻涕”当了兵,“小光头”现在是一名大学生。作为“希望工程”的著名人物,他们三人的处境令人备感欣慰。尤其是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苏明娟,因为完成学业并签约银行而成为“希望工程”最完美的样本。

很显然,苏明娟更比另外两人受关注,而三个人今天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显得不由自主,出乎偶然。一般称为“大眼睛”的那幅图片正式的名称是《我要读书》,其作者、摄影记者解海龙回忆,当年在安徽进行农村教育状况调查时,透过窗户看到孩子们正在读书,“大鼻涕”读得特别卖力,他皱着眉头,流着鼻涕。“大鼻涕”的形象发表后很受喜爱,并差点取代“大眼睛”成为希望工程的标志性照片,“后来因为觉得女孩子更能够感动人,才选了苏明娟。”解海龙说。而从那时起,三个人的微妙差别似乎就已经被注定。

一张照片改变的人生

在解海龙按下快门的一瞬间,两个人的命运就已经注定要改变。两个人和一张照片都赶上了一个特殊的时代 -- “希望工程”的启动

1991 年 4 月,摄影记者解海龙深入安徽采访希望工程,在众多的泥孩子中发现一双闪亮的“大眼睛”,拍下了《我要读书》这张极具感染力的照片,推出了全国希望工程形象代表——“大眼睛”姑娘苏明娟。

那时侯“天天拼着命就是想获奖,想急于出名。如果有个机会我能办个展览,或者出本画册,那就是我毕生的一个追求”的解海龙,有事没事就往山里跑:“后来真是在山里转时间长了,看到那些孩子,有的像七八岁的女孩背两三岁的小弟弟趴在学校门口,我说我看不得这个,所以我每看孩子眼睛的时候,就感觉我有一种负债感,如果你拿相机对他拍照了,你摁动快门的时候就等于欠债了,你就得赶紧回来给他找上一个好心人能帮他,我在最早的时候也是拿 5 块钱或者是给一枝笔帮他,我后来跟别人讲过,我这么去做,根本就来不及。我必须多拍快拍,一年的时间,我多去几个大山,那个时候好多人都纷纷下海,我说你们下海,我上山。我背道而驰,我专门去那些革命老区的山,大别山、沂蒙山、太行山,我想就是一个一个把他们拍下来,能够让这些孩子们早点上学。”

那时侯的苏明娟,是安徽省金寨县桃岭乡张湾村的一个濒临失学的贫困一年级女童,父母都是文盲。

在谢海龙按下快门的一瞬间,两个人的命运就已经注定要改变。苏明娟告诉记者,她对这张著名照片的拍摄毫不知情,并且“没有任何印象”,但可以确认的是,这是她 15 岁之前的第一张照片。

两个人和一张照片都赶上了一个特殊的时代——“希望工程”的启动。在有关部门的官方文书中这样描述,“ 1989 年 10 月开始启动的希望工程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并组织实施的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希望工程的宗旨是贯彻政府关于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方针,动员海内外民间的财力资源建立基金,资助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继续小学学业,保障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改善贫困地区的办学条件,协助政府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促进贫困地区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积极推动中国社会向现代迈进。这项被认为是 20 世纪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公益事业,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海内外各界的踊跃参与。”

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亲笔为“希望工程”题字。

1994 年“大眼睛”

被媒体发表

截止到 2004 年年底,希望工程共捐助了 275 万名像“大眼睛”苏明娟这样的贫困学生,援建了 11888 所希望小学,收到海内外累计捐款 27.3 亿元

1994 年她的照片成为希望工程的形象代表; 1994 年,这张印数超过一亿张的“希望工程”宣传海报贴遍了中国的城市,海报当中的“大眼睛”姑娘成为那一年中国人最熟悉的面孔。因为这双大眼睛,“希望工程”在 1994 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1998 年 6 月,苏明娟当选为团中央十四届候补委员 (2002 年当选为团中央委员 ) ,是这届团代会年龄最小的代表和委员。 1999 年 9 月,苏明娟又被中国青基会授予“全国希望之星”称号。

2002 年 7 月,苏明娟参加了全国秋季高考,并把安徽大学作为自己填报的第一志愿。 9 月 16 日,苏明娟与其他新生一道参加了安徽大学的开学典礼,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活。

依据《希望之星资助管理规则》,苏明娟和全国其他在高中阶段受希望工程资助,并于当年考入大学的“希望之星”一样,继续获得希望工程的资助。

截止到 2004 年年底,希望工程共捐助了 275 万名像“大眼睛”苏明娟这样的贫困学生,援建了 11888 所希望小学,收到海内外累计捐款 27.3 亿元。

阳光下的生活

苏明娟经常要出去参加活动,接受记者采访,回来后,宿舍的同学就问她在外面的情况,苏明娟每次都很老实地一一回答。同学们逗她,说以后再出去参加活动,碰到明星后,别忘了要个签名回来,苏明娟还真的点头答应

苏明娟就读于安徽大学职业技术学院金融专业,她在学校的名气的确很大,记者致电安徽大学时,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听说要找苏明娟,立刻熟练地说出苏明娟所在的专业和教室,并猜出了记者的身份。

这位工作人员说,因为苏明娟上大学后,媒体过多的采访,影响了她正常的学习,她本人也害怕耽误课程而给她造成压力。所以现在学校出面,尽可能地回绝她的演出活动,对记者的采访需由安徽大学宣传部批准,征得本人同意后才行。

苏明娟的班主任徐老师说,她一直不知道苏明娟要来安徽大学读书,直到临近开学的前两天,才拿到了学校发的花名册,这才知道苏明娟分到这个班。徐老师回忆,第一次单独和苏明娟谈话是在开学后的第二天下午,当时的感觉是苏明娟不爱说话,性格很内向。

和苏明娟同宿舍的一位姓周的同学说,分完宿舍后,知道和苏明娟一个宿舍,心里很好奇,但时间长了,感觉明娟是一个很平凡的人。苏明娟经常要出去参加活动,接受记者采访,回来后,宿舍的同学就问她在外面的情况,苏明娟每次都很老实地一一回答。同学们逗她,说以后再出去参加活动,碰到明星后,别忘了要个签名回来,苏明娟还真的点头答应。姓周的同学说,苏明娟生活方面很节俭,她用的洗发水、香皂、牙膏等都是买最便宜的,床上除了放着几十本书外,惟一的装饰品是同学送她的一个中国结。吃饭就更节约了,从来不去光顾卖小炒的窗口。

2001 年 5 月,“大眼睛”发表十周年的时候,作者解海龙回访了苏明娟,他客观地记录了她十年来的生活变化及各种社会变迁:

扛着一台奔腾Ⅲ多媒体电脑,坐了一夜的火车和半天汽车, 5 月 20 日中午,我赶到了位于大别山腹地的安徽省金寨县第一中学——希望工程“大眼睛”苏明娟就读的学校。 自 1991 年 4 月 8 日我拍下那瞬间的动人眼神,已整整 10 多年过去了。 10 年来,这张照片已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熟悉,以这张照片为标志的希望工程也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慈善活动,社会各界捐建的希望小学总数达 8335 所,救助失学孩子累计 230 多万名。

金寨一中是六安市的一所重点中学, 2000 年高考升学率达 50% 。该校是首都北京人民捐资 100 万元援建的,校舍面积 3700 平方米, 2000 年 8 月投入使用。苏明娟就在这里读高二。随着“大眼睛”照片的广泛传播和希望工程的日益家喻户晓,苏明娟本人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各方面社会活动发出的邀请也越来越多。从孩子的正常成长出发,学校千方百计地为她创造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香港凤凰卫视的著名节目主持人吴小莉曾打算采访她,准备请她到北京去,吴小莉亲自到火车站去接她;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崔永元也想通过解海龙来安排采访她。这些都被学校婉言谢绝了。

金寨一中从 2000 年高一开始设置计算机课程,苏明娟没赶上,在此之前她只接触过电脑学习机。听到希望工程远程教育计划,她也希望更多地掌握电脑知识。这次我到金寨拍片,宝洁公司捐赠给她一台清华同方多媒体电脑,由我们从北京带到金寨,照片拍摄过程中,我就把它作为道具派上了用场。她父亲苏良友从山坡上下来迎接我们。一根扁担一头担着电脑主机,一头担着显示器,苏良友在崎岖的山路上领着我们来到他家,一溜排开的五间瓦房。房子里陈设简单,除了一台 12 英寸黑白电视机,就再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了。突然间送来一台现代化的多媒体电脑,全家人高兴得合不上嘴,但更高兴的是迎来了我这个第三次来苏家的老朋友。把电脑往堂屋地上一放,苏良友就忙着让座、沏茶倒水,我拉开了家常。

15 年轮回

对苏明娟而言“大眼睛”的时代已经过去,苏明娟告诉记者,自己似乎可以被“忘记”了。这种“忘记”,是一种回归事实本身的轮回,也是“希望工程”的一种成熟

苏明娟对于媒体采访,尤其是在她 2002 年上了大学之后,大都是谢绝。她告诉记者:“有时候感觉挺累的,因为我也只是一个小女孩。一些媒体来采访我的时候,问我各种各样的问题,我的人生还很短,经历的事情也很少,有时心里就有一种特别烦的感觉。但是冷静一想,我觉得我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并不仅仅是我的个人行为,因为我还代表着希望工程,所以我仔细思考一下,觉得我做这些事情能够为希望工程出点力,能够帮助那些更贫困的孩子,我心里还是非常乐意的,非常高兴的。”

“当年照片发表之后,我很快成为希望工程的形象代言人,很多人在看到希望工程的同时,把更多的目光放在我的身上,好像我的成功就代表所有希望工程那些孩子的成功。我觉得我身上背负着很大的责任,首先我必须做得更好,然后才有足够的理由让他们相信希望工程那些孩子也是非常好的。”

家乡周围对她的看法改变不多,“有的时候也当成名人来看待”。“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生活在一起,但是我经常外出或者是经常上电视,他们还会把我当成非常陌生或者是非常遥远的一个局外人来看。但是很多时候我是把自己的心跟他们连在一起的,我觉得我是我家乡的一名孩子,并且永远都是家乡的一个小孩。”

苏明娟坦言自己是希望工程的受益者:“ 1992 年吧,当时解海龙叔叔带着照片回来找我,他的手上还有一叠给‘大眼睛'的捐款。当时大家还都不知道我的名字,只是叫我‘大眼睛'。政府和学校用这些钱给我们增加了硬件设施,买了更多的书籍,请了更多的好老师,让我和我的伙伴们圆了读书的梦。后来又有很多的人邀请我出去参加公益活动,当别人争相对我说,这就是那个‘大眼睛'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真的不是以前那个只在穷山沟读书的苏明娟了。我的学习和生活比往常有了很大的不同。作为希望工程的形象代表,我多次走出大山参加各种公益活动,解叔叔的一张照片,把我推到了人们的面前,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我。那些人帮助了我,使我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不用再像以前那样,为学费还有其它一些事情发愁。能够使我安心学习,很顺利地从小学一直走进大学。作为解叔叔,他也因为那张照片为希望工程、为我们这些穷孩子做了更多的事情,我们非常感激他。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双眼睛已经不光是属于我了,它已经超出了本身的功能。值得庆幸的是,读书的这么多年来,它没有变成近视,挺争气的。”

苏明娟在入读安徽大学两个月后,致信给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提出要退出希望工程对她的援助计划,并到合肥一家房地产公司打工,做售楼小姐。虽然最后被拒绝,但是这一举动被认为是她自立自强的开始:“我觉得自己长大了,已经变得成熟、有责任感。我在信中诚恳地希望退出希望工程对我的援助计划,我觉得进入大学,每个人都应学会自立自强,我可以利用我的课余时间和假期时间参加社会实践,我想那些捐助可以用在比我更需要帮助的同学身上,让他们不再受贫困的困扰。”

从那时起,对苏明娟而言“大眼睛”的时代已经过去,苏明娟告诉记者,自己似乎可以被“忘记”了。这种“忘记”,是一种回归事实本身的轮回,也是“希望工程”的一种成熟。

希望工程

不能承受之重

“大眼睛”现象甚至可以说是历史局限性的反映,真正的出路还在于“义务教育法”的严格执行

“苏明娟的最大意义,是让我们思考教育如何突破的问题”,研究高等教育多年的知名学者、教育学博士魏大海表示,绝不能把“希望工程”的责任落在民间,民间的义务奉献,这是一回事;国家、政府的权利、责任与义务,又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九年制普及教育,很明确是国家责任,这是法定的。

他认为,人们将苏明娟的就学、脱困、境遇改善直至完成学业、实现就业视作了希望工程阶段性成功的“经典范例”,人们乐于看到并期盼着,一双有代表性的大眼睛走过了一条有“代表性”的成功之路。无疑,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充满善意和可以理解的。但不可忽视的是,它同样有着一定局限性。“比如,从现实紧迫性和实际价值上来说。人们过多将目光聚焦于一名已经‘脱困'的希望工程帮扶对象上是否合适?有没有与她同龄同时代的帮扶对象境遇并未得到明显改善,因而更亟需通过媒体这一公益性平台,向公众传播相关讯息,以期引起关注并进而得到帮助?更重要的是,我们纵然将苏明娟视作形象代言人,可她毕竟只能代表一个时代,在她的身后,还有一茬茬、一批批甚至是一代代接踵出现的贫困学子,他们需不需要自己的代言人,或者更理智而务实地,我们更愿将他们中的每一成员看作同等重要的心灵代言人、群体代言人、时代吁求代言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眼睛”现象甚至可以说是历史局限性的反映,真正的出路还在于“义务教育法”的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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