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独立观点■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日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严肃处理辽宁阜新矿业集团孙家湾煤矿“ 2 · 14 ”特大瓦斯爆炸事故相关责任人。 2005 年 2 月 14 日，辽宁省阜新矿业（集团）公司孙家湾煤矿海州立井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 214 人死亡。经过调查，认定是一起重大责任事故。会议决定，对负有领导责任的辽宁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刘国强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责成辽宁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作出书面检查。

随着政治民主的不断推进，新闻舆论对许多热点问题和突发性事件进行了深度曝光，各级政府对一些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也相继实施了责任追究，并且力度越来越大。这两年来，“问责”一词可以说是个热点词汇。在过去的一年里，审计风暴、阜阳奶粉事件、西安宝马彩票案，北京密云事件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发生过后，紧接的是“问责风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要求所有的行政机关都必须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

问责的制度化使“问责官员”的政治理念逐渐在民众心中建立。但是，细心的人一定会发现，对党员、领导干部问责的主体往往是党政组织和政府机关。正如这次孙家湾煤矿事件一样，问责的主体也是国务院等政府组织，而作为权力机关的人大代表和负有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等职责的民主党派无一例外地集体失语。

政治问责，按照国家行政学院杜钢建的理解，它应该包括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所谓同体问责是指执政党系统对其党员干部的问责，或者行政系统对其行政官员的问责，国务院依法对负有领导责任的辽宁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并责成辽宁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作出书面检查，这就是一种同体问责。而异体问责，它的内容则是五大涉宪主体之间的问责制，比如说人大对政府的问责，民主党派对政府及其官员的问责制，法院对党员和政府干部的问责等等。

国外的一些高级官员因为重大事故或卷入政治丑闻而引咎辞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反对党或议会议员的压力。相比之下，无论是在非典时期，还是在审计风暴、环保风暴、禁赌风暴以及煤矿事故等重大事件中，我们似乎很少听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哪个民主党派提出政治问责的质询案。政府的公共权力来源于人民，而人大代表作为人民的利益代言人，理应是整个问责任制度的核心。“在各类问责主体中，人大是最重要的问责主体。”而目前的实际情况却是，人大虽有质询制度，却很少启动；虽然有罢免制度，也主要是针对违法犯罪的官员。

考察国外的问责制度，最重视的往往也是异体问责。美国宪法就规定，“若因为行为不当、被众议院弹劾或被参议院证明有罪，公共官员必须辞职。”而美国政治的分权制衡体制也使得政府责任常受到来自其他部门的持续审查。比如说美国的“司法审查”（ judicial review ）程序作为判断政府责任的重要工具，大大地强化了政府的责任意识。政治问责的本质是依宪治政，我国宪法虽然也赋予了人民代表，民主党派和司法机关等以监督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然后具体到“异体问责”，却仍然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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