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以“老乡会”形式组成的自发组织虽然在民工讨薪等维权方面发挥了非常有效的作用，但目前仍处于“有组织，无纪律”的阶段。这些自发组织的过激维权方式，已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之一。

来自江西的小樊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去年那场艰难的讨薪过程。

2004 年 5 月，他带着二十几个老乡在福建泉州承包了一项装修工程。完工后，老板却以质量不符合要求为由，只给了一半工程款。

无奈之下，小樊找到了当地的工会组织。接待他的一位工会副主席给工地老板打电话，对方仍是拖着不给。最后，他找到了江西在泉州的“老乡会”，由会长带着 100 多名老乡来到老板办公室，并提出再不解决老板就不要想出门，对方这才给了 6 万多元尾款。

小樊告诉记者，他以后如果出了类似的事情还会找“老乡会”帮忙解决，因为他们值得信赖。

小樊所说的“老乡会”，就是在泉州被称为“民间工会”的组织。由于维权道路的艰辛和高额的维权成本，泉州的部分外来工选择了运用潜规则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形成了以“老乡会”形式组成的“民间工会”。

“宁化商会”的 维权之旅

“我们现在的主业倒成了维权，现在有人把我们叫‘民间工会'。由于我们真心帮助老乡，基本上帮了一个人就会传遍一个工业区，老乡现在就把我们当自己的娘家看。”

4 月 22 日 一大早，吴根发就开着他那辆工具车出发了，目的地是晋江市金井镇。原来，在金井镇一家服装厂务工的 18 名老乡因为工作时间长、工价太低和老板协商未果，要求结算工资走人，但老板恶语相向，拒付拖欠他们的 1.8 万元工资，并把他们赶出了工厂。无奈，这些老乡只好向吴根发求助。

36 岁的吴根发是福建省三明市宁化县人，在泉州某部队当了 14 年兵，退伍后，他组建了一家丰泽荣发土方机械工程队。业余时间，吴根发广泛结交活跃在泉州各行业的昔日战友，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生活圈子。

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老乡聚会，以及几次成功地为人生地不熟的老乡解决一些问题后，吴根发在老乡中有了一定的名气。 2002 年宁化县商会泉州分会成立时，他被推选为会长。

目前，吴根发的“宁化商会”在泉州一带很有影响，会员不断增多，正式登记的“会员”有 300 多人，宁化在泉州市约 4 万打工人员都是潜在会员，他也成了没有打出正式旗号的“工会主席”。

吴根发说，宁化县商会泉州分会是一个不收取会员费的组织，大家平时集体聚会的费用由“有本事”的老乡自愿支付，这些钱只是作为活动经费，让帮着周旋的人有钱去解决问题。“我们的组织类似工会，就是义务帮老乡维权。由商会出面处理的事情，到现在还没有不成功的。”他告诉记者，其中最有影响力的要数去年轰动一时的“王洪彬自焚讨薪”事件。

2004 年 11 月， 23 岁的宁化打工仔王洪彬因被晋江市陈埭镇庵上村鸿波鞋业有限公司克扣工资，前去索要。

但鞋厂老板认为王洪彬未经允许辞工跳槽，按开除处理，拒绝付给工资。王洪彬不依不饶，老板打电话叫来了几个保安，把王鸿彬打出了办公室。王洪彬顺着楼梯往楼上跑，保安在后面紧追不舍。

王洪彬逃到鞋厂顶楼时，保安们继续围住他施以拳脚，他又痛又急，突然掏出随身携带的汽油瓶，拧开瓶塞，浇了自己一身，同时大吼“再不给工钱，我就自焚。”老板不为所动，王洪彬掏出打火机点燃了自己，一瞬间火苗就裹住了王洪彬。等吓傻了的老板和保安回过神来，用衣服把火扑灭时，王洪彬已经被烧得在地上蜷成一团，一动不动。老板让几个保安把王洪彬用一床被子裹起来，扔到了工厂门口。后来是王洪彬的几个工友闻讯赶来，把奄奄一息的他送进了医院。

吴根发得知消息后，带领 200 多名老乡与厂方交涉，双方言语不和，打了起来。迫于宁化打工者人多势众，厂方后来示弱，支付了王洪彬的医疗费 10 万元，还给了一定的经济补偿。

“王洪彬自焚讨薪”一事，新华社和当地的《海峡都市报》都做了报道，并引起了高层的重视，吴根发的“宁化商会”也在泉州迅速出名。在 2005 年元旦“宁化商会”年度大会上，王洪彬的父母向商会赠送了“伸张正义”的牌匾，以表谢意。

吴根发告诉记者，帮老乡维权并不是“宁化商会”成立的初衷。在就任商会会长的大会上，他对 300 多名会员说，商会是为了会员更好的做生意，更好的发展；但商会也是所有宁化老乡的商会，老乡有什么困难，商会要尽量帮助。

吴根发的意见得到了绝大多数会员，尤其是商会领导层的赞同。此后，泉州的宁化老乡们络绎不绝地找上门来。与务工者自己单枪匹马的挑战资方，商会的优势实在太明显了，有“领头人”出面解决问题，有商会的社会资源可以借用，还有商会背后 300 多会员和 4 万名老乡作后盾，这几乎已经具备了一个务工者维权的所有最佳条件。

“我们现在的主业倒成了维权，现在有人把我们叫‘民间工会'。由于我们真心帮助老乡，基本上帮了一个人就会传遍一个工业区，老乡现在就把我们当自己的娘家看。”吴根发说，他还会把商会在泉州的活动定期向宁化县委统战部以书面形式汇报。对于“商会变成工会”，宁化县委副书记刘日太持肯定态度，他说，只要不触犯法律，依法办事，商会帮助宁化打工者维护自身权利就是好事，宁化县对商会的行为是支持的。

自发组织成为一股

不可忽视的力量

“民间工会”虽然至今还没有公开打出旗号，但所显示出来的力量，甚至影响到农民工的务工流向。

“像我们这样帮老乡维权的，在泉州不止一家。”吴根发说。记者经过调查发现，吴根发的“宁化商会”只是泉州数量不少的“民间工会”的一个缩影，类似的“民间工会”这两三年来在泉州急剧增加。这些通过地缘、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民间工会”，已经成为争取外来工利益而与资方谈判的原始组织，并有取代“老乡会”这种具有民间原始特征自发性组织的趋势。而且，不少即将外出务工农民的流向也开始受这种组织的影响。在一些劳资矛盾突出的地区，经常可以看到他们活动的身影，其成员从十几人到几百人不等，其中，尤以四川、重庆、江西等地的势力最为强大，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据了解，“民间工会”虽然至今还没有公开打出旗号，但所显示出来的力量，甚至影响到农民工的务工流向。 2004 年 3 月，三四辆挂着浙江车牌的温州某服装厂大客车，趁着夜色开到泉州辖下的石狮市某服装厂门口，只听一声“全跟我走”，所有的工人立即拥上这几辆大客车。一夜之间，该服装厂的 200 多名工人全都不辞而别，工厂老板周某只能干着急。据了解，该事件的“台前主谋”是该厂的车间主任，“幕后主谋”是温州某服装厂。温州服装厂先搞定车间主任，由车间主任带几百名工人大转移。

一个小小的车间主任，何以能有如此大的号召力，将 200 多名工人同时拉走？一位熟知内情的企业家告诉记者，“民间工会”的潜规则在这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民间工会”以其独特的方式向老板显示自己的力量，迫使企业重视他们的利益诉求。

泉州市劳动服务公司经理黄子宏介绍说，泉州市目前的用工缺口大约在 20 万左右，由于有的企业不善待职工，不注意保护职工利益，导致泉州的企业和长三角、珠三角一带的企业相比缺乏吸引力。

“他们去找老板讨工资比我们解决容易多了。”晋江市一基层劳动站负责人说，去年以来，泉州讨工资的工作强度减轻了许多。一方面是国务院加大了清欠力度，企业支付意识得到提高；另一方面，这几年逐步壮大的“民间工会”对资方形成了一定的威慑力，“他们去讨工资，工厂老板很少有不给的。”

这些“例子”在外来工中形成了示范效应。一位接受采访的企业老板对“民间工会”维权的潜规则表示了无奈。“工人在跟我们谈判时，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来一大群人，而只是派一两个代表来。但我们却比以前更重视他们的利益，因为站在他们身后的是几百名老乡。”

“民间工会”

滋生的背后

有少数“民间工会”的维权方式过激，甚至演变成随意侵害资方财产，“偷盗”是最普遍的方式。

记者从泉州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了解到，目前尚未有以“老乡会”名义申请登记的社团组织。

泉州市总工会的蔡金宝副主席说，“民间工会”目前仍处于“有组织，无纪律”的阶段，虽然他们没有公开打出旗号，但市总工会也早有了解。这些所谓的“工会”有的已经具备一定的组织规模，虽然还没有形成独立的章程和纲领，但已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有少数“民间工会”的维权方式过激，甚至演变成随意侵害资方财产，“偷盗”是最普遍的方式。在泉州市洵美工业区，一个来自湖南的工人说，有的工人被厂里欺负了，老乡会就会组织报复，一般是把厂里的产品和设备偷掉，或者破坏厂里的设施。

蔡金宝分析认为，外来工利益诉求渠道不畅通，是造成“民间工会”滋生蔓延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经历了个体寻求利益保护屡遭失败的阶段后，有些外来工开始尝试着独立组建“工会”，开始自己的集体维权之路。这正说明了外来工对组织的渴望。同时，即使企业组建了工会，由于工会主席本身受雇于资方，未能有效发挥作用，也是“民间工会”有生存空间的原因。她举了一个例子，去年年底，泉州市劳动部门曾受理一个普通的劳资纠纷案件，经双方同意仲裁解决。但令人意外的是，厂方代表的身份是工会主席，这位工会主席在仲裁时“规劝”工人“要求不要太高”，同时希望劳动部门“手下留情”，令仲裁人员哭笑不得。

此外，传统的以地域、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二元人际关系，也是“民间工会”得以发展的一个基础。“老乡帮老乡”这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就目前情况来看，将老乡介绍到自己所在的工厂，对工厂中低层管理人员来说，显然更便于管理；对普通员工来说则是“朝中有人好做官”，碰到困难的时候，相互有个照应。因此，在泉州市的一些企业里，出现一个车间、一个班组、甚至整个厂的员工、管理人员都来自某个地区的现象并不鲜见，车间主任、班组长等管理人员往往“兼任”他们的利益代言人。

“老乡帮老乡，很快结成帮”。蔡金宝对此表示了忧虑。

企业工会的腰杆

要硬起来

“只有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网络和维权网络，让外来工真正享受到市民的平等待遇，‘民间工会'才不会有它滋生蔓延的土壤。”

泉州市是福建经济最为活跃、用工量最大的地区之一。到去年底，泉州民营个私企业已达 21230 家，全市外来务工人员多达 120 多万人，占了全市人口的 1 ／ 6 。 2004 年，泉州地区生产总值近 1500 亿元，而其中 80% 来自非公民营经济。外来工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对泉州的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

有关人士认为，“民间工会”问题的实质就是外来工维权出现真空。外来工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其利益诉求能否得到有效表达和代表，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据悉，曾有一些“民间工会”表示愿意组建独立的工会，但被否决了。泉州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傅福荣对记者说：“按照宪法规定，他们要组建工会，必须按照《工会法》的程序来审批，否则就是非法组建工会。为了解决‘民间工会'的问题，市总工会已要求全市所有企业必须组建工会，今年的工作重点是将工会延伸到乡、镇、村等基层，让有工人的地方就有工会。”他同时认为，要使企业的工会组织真正发挥作用，企业工会主席必须由全体员工直选。这样，“企业组建工会后，工会主席腰杆子硬起来了，敢为工人说话，才能得到外来工的拥护。”

据傅福荣介绍，从 2003 年起，泉州市总工会就在全市广泛推行“小三级”工会组织网络：在全市 161 个乡镇、 1600 多个工业年产值达 2000 万元以上或有 10 个以上企业的村（居）及 19521 家非公企业中均成立工会组织。全市工会会员一下子猛增至 120 多万人，其中外来工就有 105 万人。 2004 年初，泉州市总工会在全市发起“企业向社会承诺按月足额发放工资”活动，首批就有 461 家企业报名参加。活动开展不到半年，加盟企业已扩大至 2000 多家，占全市总量的 1 ／ 10 多。与此同时，在劳动部门的配合下，他们还在 27091 家非公企业内开展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制，并先后在旅游、酒店、鞋帽、服装等行业的 3264 家企业内建立了工资集体协商制，占全省企业的 1 ／ 3 强。

对于吴根发的“宁化商会”，傅福荣评价说，这类民间组织实质上做了一些工会的工作，解决了一些务工者的维权问题，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泉州市总工会将会采取措施，引导和规范这些民间组织，最终通过工会自身的成熟，使广大职工不再需要向民间组织寻求帮助。他很有信心地说：“只有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网络和维权网络，让外来工真正享受到市民的平等待遇，‘民间工会'才不会有它滋生蔓延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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