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林碧琦 2005-04-26

■看点■

■“暗中执法”是不是在搞创收？

■司机有没有理由为未公开的“执法”“埋单”？

■“暗中执法”能否打掉司机的侥幸心理？

■焦点■　　

数据显示，北京市 85 ％以上的交通事故都是“交通行为人”的违法行为造成的，北京交警部门表示要将“暗中执法”进行到底。而市民认为，交警在一些交通标志设置位置不当或交通标线不清楚的路段“暗中执法”，是故意“设圈套”；交警在那些特别容易出现违章行为的路段“暗中执法”，是为了罚款而像一些“黑司机”那样“趴活”，动机不纯。“暗中执法”从法理上说是否违法？从现实上说是否可行？

■精彩语言■

采取具有强大“心理威慑”的暗中执法方式，能有效惩治司机的侥幸心理，最终在广大司机心里架起“执法哨岗”，真正确立起“规则之治”。

——傅达林

从法律实施层面而言，执法的过程和方式本身就应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利益传导过程，即只与执法的法益有关，而与执法的动机善恶并不必然相关。

——李季先

相对人没有理由因违犯未公开的法规而“埋单”；否则自由与权利的界限将不复存在，人们无法预期行为的后果，秩序将变得更不“秩序”。

——吴小军

■新闻回放■

北京：交警暗中执法“合法”

4 月 15 日，北京市交管部门表示，北京交警不会取消且将继续加强这种执法方式。，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说，北京不仅不禁止交警“暗中执法”，甚至认为“暗中执法”是合法的。

南昌：反对交警暗中执法

3 月 19 日，南昌市数十辆出租车在该市坛子口一带停车聚集，并一度造成附近路段数小时交通瘫痪。司机们纷纷表示，对一些交警在小街小巷偷偷摄像十分反感。南昌的交警经常躲在暗处对违章车辆进行拍摄，他们躲在树底下、汽车里，有的还在马路附近的楼顶上拍，而且很多都是穿的便装。

乌鲁木齐：交警不准暗中执法

日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交警支队向社会公布，交警在依法执法的前提下，要遵循“不准躲在暗处执法”等“四不准”规则。

反 方

“暗中执法”理应禁止

吴小军（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无论是从法律抑或逻辑层面来看，交警暗中执法理应禁止。

从法律层面来看：首先，交警执法属于典型的公法行为，交警暗中执法并无法律明文授权，理应禁止。其次，现代法治国家秉承行政公开原则，要求行政行为的作出遵守公开的法定程序，由相对人参与其中并听取他们的意见。交通执法属于具体的行政行为，理应遵循我国行政公开的法治原则，交警暗中执法显然与此相悖。最后，从制度的实施来看，交警暗中执法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根据“未公开的即无效”原则，相对人没有理由因违犯未公开的法规而“埋单”；否则自由与权利的界限将不复存在，人们无法预期行为的后果，秩序将变得更不“秩序”。

反对“暗中执法”四大理由

张培元（河南省总工会）：交管部门绝对不能把“暗中执法”作为一种“单边行动”，强行推开。交警不能“暗中执法”，有四大理由。

有违法律公开公正要义。阳光下的执法，变成了处处布满陷阱的执法“埋伏圈”，给人以滑稽之感。很容易让公众产生误解——哦，连正义都是窥伺得来并偷偷摸摸实现的。严肃的执法行为变为猫捉老鼠的游戏，它最终将影响公众对法律的敬畏感，影响法律的权威与品质。

影响执法者的形象。“暗中执法”一大副作用是，在某些情况下交警可能是眼睁睁看着事故发生，然后进行处罚。一明一暗间的无“情”无“义”，耗掉了社会的理解与信任。

很可能演变为“暗箱执法”。在不少城市，交警身上都背负有上级下达的“罚款指标”，而且这还与他们的工资、奖金、福利挂钩。挖空心思逮违章，多收罚款，成了交警们一种无奈的选择。而这一执法方式“名声”不好，与此也有很大关联。

不利于构建“马路上的和谐”。在很多地方，禁行牌隐隐约约出现在绿荫丛中，稍不注意就难以发现，此时突然冒出个“暗中执法”，势必让驾驶员误认为是上了交警的圈套。执法执罚，很容易演变为激烈争吵。

正 方

“暗中执法”合情合理

傅达林（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理论军事法学教研室）：合理的“暗中执法”是可取的。从法理上看，“暗中执法”实属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范围，不具有违法的嫌疑。

新交法赋予交警查处交通违章的权力，但不可能对具体执法活动作出“密不透风”的规范，而须赋予交管部门包括选择行为方式的自由裁量。暗中执法不是一个“合不合法”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规范”的问题。

从实践中看，暗中执法也适合了交通秩序管理的需要。交管部门在面对因这种违法者素养造成执法难的压力，采取具有强大“心理威慑”的暗中执法方式，能有效惩治司机的侥幸心理，最终在广大司机心里架起“执法哨岗”，真正确立起“规则之治”。

支持“暗中执法”四大理由

李季先（北京赛德天勤律师事务所律师）：我支持交警“暗中执法”，理由有四大点。

首先，对交管部门可能存在“执法经济”的担心不能构成反对“暗中执法”的天然合理理由。毋庸讳言，交管部门“暗中执法”的背后可能真的存在一种利益传导机制，交警的工资、奖金和福利也可能真的与其“暗中执法”的成效有关，但从法律实施层面而言，执法的过程和方式本身就应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利益传导过程，即只与执法的法益（也称“法的目的”）有关，而与执法的动机善恶并不必然相关。

其次，特例不适用或不公正，不能必然否定整体的适用或公正；同理，因躲在暗中的个别“无良执法”（害群之马）引发的所谓“罚款‘陷阱'”，也就不能否定整个“暗中执法”体制。为了保证公平，交管部门从来没有强调“暗中执法”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譬如依照北京市交管局的说法，在交通标志不全、路况问题严重的地方就不适用“暗中执法”；如果在这些路段有交警“暗中执法”，司机可以提出异议或寻求司法救济。

第三，对执法理念的理想追逐不能超脱我国的交警执法现实。从执法效果来看，在我国目前警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交警站在明处可能的确比站在暗处更能使交通秩序好转。从应实现的执法目的看，“暗中执法”也可能更容易通过惩戒培养司机遵纪守法的习惯，使司机从“尊警”转向“守法”。从实际成效看，“暗中执法“比单纯的 “公开执法”更能增加交警的执法半径；而通过惩诫进行的警示意义，也相对比“公开执法”更浓、更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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