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阳市长高调评价；国资委将出台国企问责制

尽管绵阳市对长虹巨亏 37 亿进行了高调回应，但是，按照国资委的设想，今年内将出台《重大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的有关国有企业负责人可能遭遇解聘处罚

4 月 16 日，四川长虹披露的年报爆出公司上市以来的首次亏损， 2004 年度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15.39 亿元，同比降 18.36% ；全年亏损 36.81 亿元，每股收益 -1.701 元。

这并不意外， 1 个月前，长虹就此发布过预亏公告；当时，长虹预计亏损将达 37 亿元，与实际的 36.81 亿元亏损相差不大。

“长虹三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回想 20 天前的 3 月 27 日，在“ 2005 中国绵阳科技城投资合作贸易洽谈会”上，绵阳市市长蒋仁富曾表示。

蒋仁富是在评价“长虹 37 亿巨额亏损事件”时作此表态的，他认为，巨额亏损的主要原因是海外扩展太猛，同时在控制风险上又经验不足； 37 亿亏损额中有 11 亿是由于大量产品库存积压导致损失，另外 26 亿元是在扩展海外市场时的损失。

蒋仁富还指出，倪润峰是长虹、绵阳和中国民族工业的功臣。“他接手长虹时，净资产只有 4000 多万元，后来发展到了 97 亿元。虽然一个企业的发展绝不仅仅靠一个人，但他作为长虹主帅功不可没。”

一连串的表态，是绵阳市政府首度就长虹巨亏事件作出的正面回应。但是，争论并未就此结束。

长虹首次报亏

上市十多年，这是四川长虹首次报亏，而这一亏就相当于长虹上市 10 年来利润总和 88 亿元的 42%

2005 年 3 月 19 日，长虹突然发布预亏公告称，长虹 2004 年计提预亏将达 37 亿元，其中 3.1 亿美元为坏账计提， 11 亿元为存货减值准备计提，而国债减值准备则为 1.828 亿元。上市十多年，这是四川长虹首次报亏，而这一亏就相当于长虹上市 10 年来利润总和 88 亿元的 42% 。

有分析表示，长虹此举意在解决前任所造成的历史问题，以待在公司改革及重组时“轻装上阵”。而对于长虹新帅赵勇而言，也显然没有必要背着包袱上阵，“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在由政府任命的情况下，现任者没有必要为前任承担经营责任”。

长虹新闻发言人刘海中也明确表示，长虹连续两次发出计提公告，既是对股民负责，同时“也到了给历史遗留问题画句号的时候了”。

不仅如此，对于倪润峰留给长虹高达 4.6 亿美元的历史包袱，绵阳市国资部门似乎有意略过。绵阳国资委一位官员称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随时都可能遇到风险，“这是不可避免的”。

就这样， 37 亿元的巨额亏损，作为历史问题似乎轻易就被撇清了，而前任掌门人倪润峰的离开，似乎也成为对此事的了结。

问责制酝酿之中

国资委计划年内出台《重大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的有关国有企业负责人可能遭遇解聘处罚

最近一段时间，除了长虹之外，中航油巨亏 5.5 亿美元、中储棉因投机失败导致巨亏近 10 亿元，接二连三的大型国企巨亏事件频频发生。

与此同时，在谁应该对巨亏负责的问题上，业界也出现了激烈争论。

就在 3 月 5 日，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表示：“规范政府投资的范围和行为；健全政府投资监管制度；建立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责任制与责任追究制，从根本上改变投资决策失误而无人负责的状况。”

早在 1 月份，国资委业绩考核司副司长王晞对外披露，国资委计划年内出台《重大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的有关国有企业负责人可能遭遇解聘处罚。

王晞介绍说，对国有企业因重大决策失误而造成的损失，已设立董事会的企业追究董事会责任，尚未设立的要追究经理层责任，承担责任的方式不仅包括经济处罚，更重要的是在职务变动方面作出相关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很可能遭遇解聘。

有分析认为，此举可以看成是建立国企主要责任人问责制的前奏。不过，长虹的巨亏似乎是个例外。

巨亏应一查到底

“一旦有问题，就应该找出责任人，该由谁负责就该谁承担。”

但是，如果现在就为问责制“叫好”，时机还显得早了些。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李曙光教授在接受《法制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决策失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权责不明。在企业领导层权责利不分的背后，其实又是产权所有制问题。企业领导层本应只是他所管理的那部分国有资产的托管人，但在现实中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企业内部又缺乏严密的管理制度，国有企业经营者在运行企业时，往往会承担高风险豪赌，“一旦出现投资失误，由于权责不明、体制缺陷、程序紊乱等很难找到真正负责的人。现在的长虹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司，也存在权责不明，所以在出现了投资决策失误后，在责任认定上也很困难”。

而政府态度的模糊，或许也是巨亏不了了之的原因。

虽然外界普遍猜测倪润峰是因为 APEX 应收款问题无法妥善解决而被宣布退休的。但倪润峰离开长虹，四川省和绵阳国资委给出的理由是倪润峰年龄到期，故宣布其从长虹退休，并担任四川省政府顾问这一职务。至少从表面来看，倪润峰并没有承担巨亏责任，而继任者赵勇更不可能去承担责任，如此一来，长虹的巨亏很可能永远找不到买单者。

“以功抵过的做法太过于人情化，功过必须分开，绵阳国资委的态度有些暧昧。对于这 37 亿元的巨额亏损，应该深入调查，对每一笔账目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不能混为一谈。”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经济系主任殷召良接受《法制早报》记者采访时，对绵阳国资委的态度和说法如此评价，“一旦有问题，就应该找出责任人，该由谁负责就该谁承担。”

李曙光则认为，国资委作为一个特设机构，成为出资人代表，但在法律上却没有定位。而且，国资委既有出资者职能又有监督管理职能，自己监督自己，这是做不到的，实践当中会产生很多利益冲突。

责任标准模糊

行政责任落实的很少，而民事责任即对股民赔偿几乎没有，至于刑事责任，也只是在特别重大、涉及违法犯罪的情况下才会认定

现实的情况还包括，责任的标准过于模糊。

李曙光指出，责任应该包括行政、民事和刑事责任三方面，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很难一一落实。“像行政责任落实得很少，而民事责任即对股民赔偿几乎没有，至于刑事责任，也只是在特别重大、涉及违法犯罪的情况下才会认定。”

对此，殷召良显然认同：“目前关于投资决策失误造成损失的责任认定，欠缺一个明确的执行标准。对决策失误者，应按照责任大小，同时在经济上进行处罚。不过在追究责任的时候，也要考虑到责任的承担能力。”

殷召良分析说，比如，中航油损失巨大，但陈久霖显然赔不起，“如果出现太大的决策失误，需要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但又赔不起的话，该怎么办？不仅责任认定需要具体标准，也需要建立像基金或保险机制以保证责任的承担。另外在法律责任上，如果出现重大失误，也应该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

由此可见，责任追究制度应该是一套完整、体系的制度，而不能只是上级对下级的要求，只有把“谁决策、谁负责”纳入法律框架，责任追究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见到实效。

对于国资委酝酿的问责制，殷召良有所保留地表示，光有“问责制”是不够的，防患于未然更重要。“追究责任固然很重要，但企业的失误要通过改善治理强化内控，依靠现代化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行科学决策来扭转。”他认为，只有采取建立内部决策制度、风险控制制度、有效约束机构内部人员的个人行为、健全的监督制约机制等等一系列措施，才能更有效地避免国有资产严重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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