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丛猛走的时候，留给了《湖南日报》一幢价值数百万的 4000 平方米的房产

■今年清明，因一个新闻记者的因工死亡使被称为“无冕之王”的记者多了几分凄凉与悲壮

刘丛猛弓着身子躺在病床上，在昏迷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2005 年 3 月 18 日，株洲市一医院，刘丛猛的亲人哭成一片。刘是湖南湘西地区龙山县人，曾经当过教师，做过机关的职员，后来调入《湖南日报》湘西记者站做记者。 2002 年竞聘为株洲记者站站长。

刘丛猛走的时候，留给了《湖南日报》一幢价值数百万的 4000 平方米的房产。他也“狠心”地丢下年迈的老母、无业的妻子、即将高考的女儿，留给他们一个不知去往何处的家。

目前对外界的说法是，刘是因为喝酒而死的。他为什么要喝酒？和他一起喝酒还有哪些人？

最后的午餐

茶陵县界首镇是株洲市一位副市长的定点联系乡镇。界首镇党委书记谭元向记者证实， 3 月 15 日，这位副市长到该镇检查工作，随从人员有市政府办的一位同志、市教育局的一位领导，还有一位司机。《湖南日报》株洲记者站刘丛猛和《株洲日报》一位姓贺的记者跟着副市长的专车随行采访，同行的还有茶陵县委宣传部的领导。

上午，副市长到了几个农户家里查看，并与乡党委政府的领导举行了座谈。刘丛猛和贺记者详细地记录下了这些情况。

据记者站记者吴田（刘丛猛生前的同事，系化名）介绍，刘丛猛跟随副市长等人到界首镇去的时候，身体就感觉不舒服，走时还买了 100 多元钱的药。由此看来，刘丛猛带病坚持工作是不争的事实。

中午，副市长一行在乡政府食堂吃了一顿工作餐。 3 年前，乡政府将食堂承包给了当地人乔平生、谢兰夫妻。

据乔平生介绍，当时就餐的有 21 个人，共两桌，一共消费不到 200 元钱。所做的菜也是一些农家菜，很便宜的。所喝的酒是自泡的药酒，这些药是乔平生到镇上的药店买的，有滋补的功能，酒是用稻谷酿的纯粮酒。“这 3 年多时间，乡政府都是用我这酒招待客人，但从来没有出过问题。” 乔平生向记者解释道。

老板娘谢兰告诉记者，两桌人一共才喝了 3 斤药酒（也有人不喝酒）。那么，刘丛猛当时喝了多少酒呢？据当时的陪同吃饭的镇党委书记谭元介绍，刘只喝了 2 两酒，而且吃饭的时间很短，只有半个小时。谭元说，张市长主张吃快点，他下午四点钟还要开会。

“我真的不知道会发生后来的事，这完全是个意外。”据谭元介绍，刘丛猛吃完饭以后还很高兴，连连称赞酒菜可口实惠，临走的时候还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告诉给了谭元。

《株洲日报》两位曾经与刘丛猛喝过酒的记者说，他们知道刘的酒量，在正常情况下，二两酒对他来说没有丝毫影响。

但后来的情况并非如此。据《湖南日报》一位中层干部向记者介绍，刘丛猛坐上车，在返回株洲的途中就一直打盹，但并没有引起车上人的警觉。

据记者调查，界首镇至茶陵县为 23 公里，茶陵县至株洲市为 167 公里。在正常情况下，小车从界首到株洲的开车时间为 3 个小时。在这 3 个小时的时间里，刘丛猛一直在打盹，没有与车上的人说话。

当车子开到刘丛猛的家门口时，他依然处于昏迷状态。这时，车上的人才感觉事态严重，立即将其送到株洲市一医院抢救。

记者的意外死亡

3 月 18 日，刘丛猛因抢救无效而死于株洲市一医院。对于刘丛猛的死亡原因有很多种传闻，有人说是药酒中的药物中毒，也有人说是因为酒精中毒。

3 月 31 日，记者来到株洲市一医院了解刘丛猛死亡的真实原因。该院社会工作部一位自称姓彭的主任在长时间电话请示了《湖南日报》以后，表示“可以客观地介绍情况”。随后，彭主任让记者在办公室等候，他去叫当时主治的医生。半个小时以后，这位彭主任又称：“这是个人隐私，不能接受采访。”记者只得悻悻而去，也无法了解到真实的情况。

刘丛猛去世以后，《湖南日报》由一位副总编负责，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对事件的经过进行了调查，其调查结果认为刘系因公死亡。 3 月 22 日，《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和株洲市委、政府在株洲殡仪馆为刘丛猛同志举行了追悼会。据一位参加过追悼会的记者称，他许多生前的好友和同仁都为刘丛猛流下了伤心的泪。

“当时在返程的车上，如果有人及时发现刘丛猛已经昏迷，并到就近的医院治疗，也许他还会留下来。”《湖南日报》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记者叹息，副市长回去开会固然重要，但一个记者的生命也同样重要。

为了了解刘丛猛当时在车上的病情，记者在株洲采访期间，经过多番努力，也未能采访到这位副市长和车上的其他人。因为对于车上的人和株洲新闻圈来说，刘丛猛之死是一件非常“敏感”的事，《株洲日报》两位记者在接受采访时，都要求记者千万不要暴露其身份。

“以刘丛猛湘西汉子的海量，一杯乡政府食堂的小酒根本不至于使他不测。”一位网友在《长沙晚报》的论坛上发帖子，对刘丛猛“醉酒之死”的说法提出了质疑。

悲情大楼

刘丛猛去世时刚满 42 岁。据认识他的一些同事介绍，他做人很厚道，在湖南新闻圈的口碑非常好。

刘丛猛系湖南湘西地区龙山县人，曾经当过教师，做过机关的职员，后来调如入《湖南日报》湘西记者站做记者。 2002 年竞聘为株洲记者站站长。刘丛猛还喜欢文学创作，曾经出过两本散文集。

刘丛猛到株洲工作的时候，记者站设在株洲市委内，没有单独的办公室场所。“刘丛猛刚到株洲的时候，为了打开局面，经常自己掏腰包请一些要员吃饭。”《株洲日报》一位熟悉刘丛猛的部门主任告诉记者。

如果做纯正的新闻，对于刘丛猛来说，也许并不是难事，他另外还兼任着《湖南日报》株洲办事处主任的职务。记者站和办事处虽然是两快牌子，一班人马，但办事处的职能是为报社做广告和发行。所以作为站长和主任的刘丛猛除了完成报社下达的写稿任务，还要完成广告和发行任务。据《湖南日报》一位中层干部介绍，在该报所有的记者站中，刘丛猛任职期间的株洲记者站的广告、发行经营任务是完成得最好的。

刘丛猛在株洲工作期间，认识了同为湘西老乡的一位市领导。这位领导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证实，当时株洲记者站为了修办公楼，是他亲自拍板由市财政给予了 100 万元的支持。

仅 100 万元，现在记者站的大楼是建不起来的。据长沙市一位新闻界同行介绍，为了筹集修建记者站大楼的资金，刘丛猛几乎绞尽脑汁。记者试着打开《湖南日报》的网站，搜索刘丛猛对株洲的报道，见许多“新闻报道”都是“某某单位记”和一些反映地方政绩的文章。

“这些文章与修建大楼资金的筹措，以至后来大楼能顺利竣工有直接的关系。”一位知情人士分析说。

“刘丛猛是为记者站的那幢大楼而喝死的。”湖南新闻圈有同行这样戏言到。《株洲日报》一位熟悉刘丛猛的记者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记者站在修建大楼期间，刘丛猛为了从某单位拉到一笔赞助，在一次酒桌上已经醉了的情况下，硬是又与该单位的领导喝了几杯“感谢酒”。

一位网友在论坛上这样评价刘丛猛：“他到株洲几年，为报社增加的财产达数百万元，却从没有为个人付出与得到不成比例而向报社讲过价钱。记者站为建房留下的债务，成为他心中的沉重负担，给他的身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他从来没有流露过。做为一名记者站站长，一个人起码要承担正常三个人的工作量。有时还需要全家动员。”

据了解，为让自己全心投入工作，他的爱人也不得不从湘西辞职来到株洲，给做他后勤。

2004 年秋季，大楼虽然建起来了，但记者站还担负着债务。

没有还清记者站的债务，刘丛猛就走了，走得非常匆忙，没有留下遗言，留下的只是遗憾。

尴尬的“无冕之王”

在媒体种类日益增多、行业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刘丛猛是一个悲剧性人物。

作为湖南省委省政府机关报《湖南日报》的记者，刘丛猛与那些“买文”为生的“新闻民工”相比，条件算优厚多了，他有党报记者的身份，能独家采访到官方的第一手新闻。但在媒体单位的属性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发生了变化的今天，像《湖南日报》这样的党报也开始自负盈亏，经营性增强了。所以在他记者站站长头衔的背后，又多了一个“办事处”的“光环”。这道光环给“无冕之王”的称谓套了一条尴尬的枷锁。

如果刘丛猛的头上没有这道尴尬的枷锁，他完全可以做纯正的新闻人，完全不必为“某某单位纪实”而违心地写作更为得心应手。你宣传他，他给你广告、给你发行，甚至在你修建大楼的时候给你赞助，这样看似“平等交易”的背后，记者已经不“记”了，记者充当的只是一个“政绩宣传员”的角色，也使新闻的公信力日益减退。

媒体的性质在服务于主管主办单位和社会公众之间、在经营性和事业单位性质间徘徊。这种体制把媒体人推向了“边缘化”的尴尬局面。在没有制度和法律体系保障的情况下，党报记者尚且如此，“新闻民工”就更难守住“职业新闻人”的防线甚至铤而走险触及法律的禁区也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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