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船王之子到香港特首 坚定执行《基本法》

董建华的人生轨迹，是一个重要历史人物成功的轨迹。

如今，这个成功的轨迹又在新的起点上延伸——在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岗位上。

董建华此前八年的执政之路，从船王之子到香港特首再到国家领导人。

面对金融风暴、 SARS 等严峻考验，面对民主发展争论，董建华留给世人的是坚定执行香港基本法的八年。

十余天的辞职、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传闻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结果。

3 月 10 日下午 5 时 30 分，董建华走进特区政府总部记者招待会的现场，站在讲台前，拿出老花眼镜戴上，语气缓慢地读出自己作为 68 岁老人因身体欠佳宣布辞职的决定。发布会现场安静，每次他抬起头，只听得一片“唰唰”的相机快门声。

此前一小时，他已向中央正式请辞。

发布会进行了半个小时，董建华轻轻地拍打了几下自己的腿，笑着说再回答问题得搬张凳子来，因为自己已经站得很辛苦。随后，他又回答了 3 个问题。

6 时 16 分，新闻官员宣布记者招待会结束。记者席一阵骚动，有记者试图冲向董建华，拍下他离任的最后画面，他立刻站定，伸手提醒媒体注意安全。

转身离去时，董建华一脸的轻松，微笑着向大批中外记者挥手告别，记者席里大声地传出：董生，保重！

两天后的政协闭幕会议上，董建华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从船王之子到

维护基本法的特首

董建华 1937 年 5 月 29 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定海，是航运商人董浩云先生的长子，家中有一弟三妹。 1947 年定居香港。董建华在香港中学毕业后，到英国留学。 1960 年获利物浦大学海事工程理学士学位。之后，董建华旅居美国，先后在美国通用有限公司及家族公司任职。 1969 年返港，负责家族集团生意。

作为“船王之子”，董建华辛苦打拼、令家族生意起死回生的经历在香港可谓家喻户晓。这个原本以船为生、很少涉足政治、行事低调的商业巨子会走上政治舞台，却是很多人未曾料到的。

1985 年，董建华受邀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 1992 年 3 月他又被委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香港事务顾问人员之一。 1992 年彭定康对香港政局大改组，董建华等一批新人进入“行政局。” 这标志着董建华正式介入政治、行政管理。

1996 年 1 月 26 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董建华是 5 名港方副主任委员之一。此时，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的竞选也进入了白热化的程度。

1996 年 12 月 11 日， 400 位推选委员会委员投票选举香港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 12 点 25 分，钱其琛郑重宣布，根据推委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选举结果，董建华当选为香港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

请求释法化解危机

赛马依旧一周跑两天，特区的经济架构、金融体系和司法体系保持如故，然而平稳回归并不代表没有问题存在。

回归的第三天，数百名回归之前非法入境的无证儿童到香港入境处“自首”申请居港权； 7 月 10 日，香港特区政府引入“居留权证明书”制度，规定内地人士必须于内地申请居港权。数千名港人内地所生子女申请司法复核。 8 月 11 日，法援署选出 4 个无证儿童代表个案，向法院申请居港权。

1999 年，特区终审法院对 4 宗无证儿童争取香港居留权的个案进行了终审裁决，以李国能为首的 5 名香港终审法院法官一致裁定，任何在港居留达 7 年的港人，他们的子女无论何时出生，都应享有居港权。

这直接引出了特区政府一个几乎无法自行解决的难题——什么样的人可以定义为香港“居民”？

若是按照终审法院的裁决，根据推算，可能享有居港权的内地人士高达 167.5 万人，光是房屋、教育及医疗的建设开支就高达 7100 亿港元。如果新增劳动力全部投入香港劳动市场，香港失业率将超过 22% 。这一裁决给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带来巨大的现实压力。

有香港法律界人士指出， 4 宗无证儿童争取香港居留权的个案终审判决中，有关特区法院可审查并宣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行为无效的内容，违反《基本法》的规定，“是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地位，对‘一国两制'的严重挑战”。

1999 年 5 月 18 日，特区政府行政会议决定，由特首董建华向国务院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 6 月 28 日，释法有了答案。

分析人士评价，董建华在此事件中显示出了很好的政治眼光和法治意识，深刻把握了“一国两制”的精髓并灵活地运用到司法中去，依据《基本法》和人大释法，促使终审法院修正了有关居港权的判决，避免了因 167 万人移居香港可能引发的重大危机。更重要的是，他开创了这样的先例：当特区政府面临危机时，应该如何处理。

曾有香港政界人士评价：董建华最大的功绩是成功落实一国两制及港人治港，相信如果第一届特首不是由他出任，“一国两制”不会如此成功。

30 分钟做出的决定

用举步维艰来形容八年特首之路是不为过的。

1997 年 10 月，香港顺利回归之初，董特首上任之初，东南亚金融风暴的阴霾已然笼罩。惊涛骇浪的 1998 年之夏，董建华曾如背水一战的壮士般表示：“我们一定做得到！维持联系汇率将能确保香港的长远经济活力与利益，短期的痛苦可以接受。”生死关头，他花了半个钟头做了一个他上任后最重要也是极富争议的决定：动用近 1200 亿港元的外汇基金入市干预，与大炒家们展开了一次“世纪豪赌”，挽救了新香港的命运。

这一成功最直接地维护了香港的稳定以及“一国两制”的初步落实。

如果说 1999 年是香港经济复苏的拐点，那么 2000 年则是香港经济浴火重生的一年：经济增幅高达 10.5% ，是近 13 年来的最高增长率，也是亚洲乃至全球的最高；失业率稳步回落到 4.5% 。

据香港中文大学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虽然大部分市民仍未敢对前景盲目乐观，但已经逐渐从亚洲金融风暴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一位北京商人称， 1997 年他在香港的饭店吃饭时，偌大的饭店往往只有一两个食客，安静得可怕。而在 2000 年，几乎每家饭店都是门庭若市。

之后的 2001 年，又是让董建华陷入困境的一年：香港经济速度随着“ 911 ”事件、全球的低迷迅速掉头，出现零增长。这曾对他的连任产生一定影响。特区领导层提出“背靠内地，面向全球”的新发展思路，曾预言“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必然死亡”的《财富》杂志改变了看法：选择香港召开了“《财富》全球论坛”，高度评价香港仍然是亚洲乃至全球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之一。

刚刚过去的 2004 年，香港经济达到金融风暴以来的最佳状况。元旦这一天，《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CEPA) 正式实施，这一举措可谓打通了香港的“经脉”。

董生努力为市民做事

像当初的当选充满传闻和猜想、避开记者一样，这次董建华又行低调之格。对此，他解释因为没有正式交辞职报告而不能向媒体公开，但辞职以后，他和蔼地承诺和媒体分享心得、接受采访的承诺不是空头支票。

最近半月董建华处在异常的轻松与忙碌之中。轻松的是终于卸下重担，忙碌的是行色匆匆。

由于消息早有传出，香港市民对此反应平静，普遍表示出“换一个人看看”的想法。但平静中也夹杂着些许复杂。

10 日，上午 9 时，的士司机的收音频道调了三次，播放的内容除了董建华还是董建华；下午两点起，时代广场的大屏幕前聚集了 200 多市民，等候观看董建华请辞发布会的现场直播。一陈姓的士司机感叹道：“董先生是个好人，非常努力为市民做事情。”

董建华的同事们对董的辞职表示遗憾和失落。

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说：“尊重董建华辞职的决定，他的确很累，董建华对香港无私奉献及宽厚的精神是好榜样，我相信历史及市民会对他作出公平的评价。”

财政司司长唐英年说：“他的辞职令我感到很大感触及失落。”

中国人民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张同新教授说：“政协的性质在于政治协商、参政议政、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他有 7 年多的特首经历，是一国两制的见证人和实施者，具有丰富的经验。而十六届四中全会已经提到，如何在一国两制下把香港、澳门发展得更好，是一个新课题。董建华将是做好该题目的主体力量之一。政协副主席的职位将为他提供一个发挥作用的得力平台。这同时也是对董建华的充分肯定。”

担任香港特首　是我一生的光荣

各位市民、各位朋友：

一个小时以前我正式向中央政府提交了请求辞去行政长官职务的报告。八年前，我接受中央政府任命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香港市民一起开始走一条从来没有人走过的路，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八载风雨路崎岖，市民的痛苦、忧虑，和他们对政府的期望，我未有一刻忘怀。为疏解市民的痛楚，我鞠躬尽瘁，从未敢一日懈怠……

由于长时期的操劳，在去年第三季度以后，我已经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以香港的利益为重，我考虑过向中央提出辞任行政长官的请求，这是出于对香港、对国家负责的态度，我这些想法曾经向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反映过。

我有幸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这个特殊的位置上报效国家，服务香港市民，这是我一生的光荣，为此我衷心感谢市民给我的机会，感谢中央政府对我的信任，感谢所有与我工作过的同事给我的支持和鼓励，以及感谢家人由始至终给我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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