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诞生成文法《二年律令》：妇女可做户主，可继承爵位

从女性占统治地位的原始母系氏族社会，到儒教开始盛行后的逐渐衰落。从五四运动前后“女权运动”的兴起，到新中国对妇女权益的极高重视。中国妇女权益受到重视的程度，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由盛到衰，再由衰到强的跌宕起伏。

今天是“三八”国际妇女节。在此，我们以法律的角度来回顾历史上中国妇女权益的变迁，实有积极意义。

■《汉律》中就有对孕妇缓刑、减刑的法规

■李清照曾因改嫁险陷囹圄

■早期“女权运动”呼吁：纳妾应以重婚罪论

妇女再婚　各朝法律规定不一

历史上，中国妇女权益最集中的体现，在于不同历史时期统治阶级在对待她们再婚问题上的不同态度。

两汉 虽推崇妇女坚守贞操蔡文姬再嫁还是烈女

西汉，神爵四年（公元前 58 年），颍川一带的妇女流行“贞妇顺女”，妇女在丈夫死后坚守贞操，从一而终，会被视为“贞妇”，汉宣帝为此颁布了奖励布帛政策，以示张扬。东汉以后，这种举动变得非常频繁，“贞节牌坊”的说法大致流传于这个时期。

不过，两汉时正统儒者的言论尚未完全拘束人们的社会行为。当时的成文法律没有明确地限制妇女再嫁。而实际生活中，妇女再婚的现象屡见不鲜。

东汉末年的著名文学家蔡邕之女蔡琰（蔡文姬），先嫁河东卫中道；被掳入匈奴后与左贤王成亲，并生有子女，归汉后又嫁与董祀，先后改嫁两次。这样的身世并没有成为她一生的污点，相反她由于传奇的经历和文学上的才华被南朝人范晔收入了《后汉书·列女传》。

东晋 儒学低潮玄学兴起皇帝女儿纷纷休夫改嫁

在东晋、南朝的宋、齐两朝，以及北方的十六国、北魏时期，由于玄学的兴起，儒学处在相对低潮的发展阶段。反映在家庭立法领域，东晋时甚至出现了以女休夫的情形。南朝时期的刘宋朝，孝武帝的女儿山阴公主向父亲哭诉，自己与丈夫结婚前从未谋面，婚后见面机会很少，感情淡薄，终日寂寞只能以泪洗面。她恳请父亲解除与丈夫的婚姻。孝武帝问她是否已经有意中人，她“掩面”回答意中人是父亲的卫军首领廷前大将军。孝武帝遂让山阴公主写下休书，并颁布敕令，今后如有类似情况找此办理。这道敕令引起轰动，孝武帝的 29 名公主普遍和驸马不和，结果纷纷被皇帝准许离婚再嫁。

盛唐时期 不再以改嫁为非“女无再嫁之文”遗忘

隋唐时期对妇女的束缚再次放松。

史载，唐代中前期的公主中改嫁者即有 29 人，其中有五人甚至三嫁，著名的襄城公主、太平公主，都曾改嫁。皇室如此，民间更是家常便饭，大儒生房玄龄、韩愈的夫人或女儿都曾改嫁。可见当时，“女无再嫁之”的古训一定程度上被人们遗忘，即使是主张道德文章的正统知识分子们也不以改嫁为非。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转衰，思想控制反而甚于从前。公主改嫁、母后临朝等情况都趋于绝迹了。因此，盛唐时期对于女子再婚问题的宽容，是中国法制史和社会习惯史中的特例。

宋朝 李清照改嫁后检举丈夫违法行为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论缘于宋朝。宋代中国出现了另外一个影响了其后近一千年的思潮，那就是儒学的变体——理学。程朱理学极力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维护封建纲常。

著名女词人李清照，本与赵明诚为夫妇，生活幸福。金兵的铁蹄踏碎了她悠闲的生活，南渡以后不久，赵明诚就去世了。李清照改嫁给周汝舟为妻，婚后发现丈夫人品低劣，有违法行为，不堪共同生活。清照又告官检举其夫，其夫被法办。但宋朝法律规定，妻告夫者，即使所告为实，也要“徒二年”。李清照为友人救助，才免于身陷囹圄。

明朝 抨击节妇礼教第一人李贽赞许寡妇改嫁好

明中期以后，出现了一大批同情妇女疾苦的有识之士，他们反对当时对妇女的束缚，号召妇女都丢掉《女戒》、《女四书》等教科书，并朦朦胧胧地提出了男女平等的主张。这其中，最有名的要数李贽（公元 1527 — 1602 年）了。

李贽大力赞赏一些古代杰出的妇女“男子不如也”。他还提出了“正夫妇”的命题，指出：“夫妇，人之始也，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兄弟，有兄弟然后有上下”……这些都是对当时以及先前妇女地位低下观点的大力抨击。对节妇、烈女礼教的批判，李贽也是第一人。他当时针对程颐鼓吹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谬论，赞许寡妇改嫁好，对不许寡妇改嫁予以斥责。

1907 年 尚无再婚权利限制妇女再嫁

1907 年，清政府颁布《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女子教育被正式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取得了合法地位。虽然如此，广大妇女在二十世纪初还远没有取得自由的再婚权利。大量的族约乡规不顾成文法的规定，继续限制妇女的再嫁。

1921 年 “女权运动”呼吁纳妾以重婚罪论

1921 年，长沙女界联合会明确提出：“须取得‘婚姻自决权'，破除专制的陋习”，“男子须实行一夫一妻制”。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纲领提出：应当制定男女平等的婚姻法，要求在刑法上加入纳妾以重婚罪论的规定。

新中国建立后 妇女再婚自主权真正得到法律认可

新中国建立后，妇女的离婚自由和再婚的自主权才真正得到法律和事实的认可。 1992 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是我国第一部以妇女为主体，以全面保护妇女合法权益为主要内容的基本法。 1995 年，北京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庄严承诺：“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关于妇女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1995-2000 年）》也由此诞生。

孕妇死刑　产后百天行刑

“娶到媳妇买到马，任人骑来任人打”、“小脚一双，眼泪一缸”……这些谚语都是封建制度下妇女命运的写照。但古代也有一些法律、规定，体现出当权者对妇女的同情、怜悯、保护，亦有一些人为妇女的处境鸣不平。

《二年律令》——第一部保护女子权益的成文法

据有关专家对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分析，所谓的“二年”应为“吕后二年”，即公元前 186 年。而就在这部距今 2191 年的汉代“律令”中，我们可以找到若干汉代女子充当户主、女子可以继承夫爵、子爵和财产等法律条文。因而，在没有新的考古发现之前，我们可以把《二年律令》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涉及保护女性权益的成文法。

从某一角度讲，吕后时期最大的贡献，就是制定了中国历史第一部保护女子权益的成文法规《二年律令》。

女子可以充当户主

《二年律令·户律》规定：“民大父母、父母、子、孙、同产、欲相分予奴婢、马牛羊、它财物者，皆许之，辄为定籍。”这一规定从法律上确立了女性在男户主死亡之后的正当权益。

女子享有继承爵位权利

从《二年律令》的法律条文看，汉代已明确规定因公受伤致死的男性，在没有子男、父亲、祖父的情况下，女儿、母亲、妻子和祖母可以依次享有继承爵位、充当户主的权力。

夫亡由寡妇继立成为户主

《二年律令》中明确规定，如果寡妇继立为户主和继承人，国家按律授予田宅，并且可以比照以子男继承亡父户主和爵位的相关权益。

男女共犯处罚不同

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刑法中通常把共同犯罪人分为首犯、从犯、教令犯三个等次，首犯就相当于现在的主犯，属一行人之首，在古时又被称为“巨魁”、“巨率”。《唐律·名例》规定：“诸共犯罪者，以造意为首，随从者减一等。”“造意”就是率先提出实行犯罪的人。但其中又特别指出：“尊长谓男夫者。假有妇人尊长，共男夫卑幼同犯，虽妇人造意，仍以男夫独坐。”即女性尊长与男性晚辈合谋同犯，只处罚男性。

女子不“缘坐”

“缘坐”，也就是“连坐”，指的是本人虽然没有犯罪，但因家里、职务上的原因受连累而获罪，也就是说一人犯罪，祸及满门，判了个集体的死刑（即族刑），这是我国古代刑法中一种特殊的制度，从奴隶社会到清末代延续。

三国曹魏时候有这样的法令：“犯大逆罪的全家都要连坐，包括他已经出嫁的女儿”。

当时有这样一件案子，是毋丘俭被诛一案，全家上下百口无一幸免，全部都要被处死，一些早已出嫁的女孩也被从公婆那里抓了回来，莫名其妙地就下了大牢，一时之间，各种哭喊声充斥着牢房、刑场，一些外面的人也四处走动，希望有一丝生机。恰巧就有一个名叫芝的妇女，她是俭的孙女，因为怀孕囚禁在狱中，家人到处求情诉苦。

司隶校尉何曾很同情她，便让主簿程咸上了个折子，指出“女儿即嫁就是异姓的妻子，自然不同于在娘家时与家人的关系。而父母犯罪，追杀已经出嫁的女儿；丈夫的亲戚被诛，又要随夫家被杀，一人之身，里外都受死罪。这种法令从防范的角度来说，并不足以惩治奸乱的根源，在情理上却伤了孝子的心。这样的话已经出嫁的妇人，则不应该再受父母犯罪的连累。”皇帝听后也觉得有道理，于是下诏改了律令。从此——“女不从坐”、“复三族刑，唯不及妇人”。

女人犯罪狱中不用戴刑具

女子不著械，意思就是女人犯罪，囚禁在狱中时不用戴刑具。《汉书·平帝纪》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元始四年春的一天，皇帝下了这样一个诏书：“……以前下诏命令有关部门免除贞女的赋税徭役，释放判了徒刑的女犯，是为了防止邪僻，弘扬贞信。……现明白敕令百官，本人没有犯法的妇女……家中人犯如不是‘不道'的罪名，或不是诏令拘捕的，犯其他罪都不许戴刑具。”

孕妇处罚多有照顾有缓刑、减刑规定

《汉律》中就有对孕妇缓刑、减刑的法规。《汉书·刑法志》中有这样的规定：“孕者未乳……当系者颂系之。”“颂”就是宽容的意思，即孕妇未分娩，拘缚要宽容一些。另外，北魏律条中有：“妇人当刑而孕，产后百日乃决。”《梁律》也有“女子怀孕者，勿得决罚”的规定。

可见，古时对孕妇也是有一定的照顾的，这与我们现今的法律倒有些相似。

但诸多封建法律是用来限制妇女的权益，如“七出”、“义绝”。“七出”中就包括：不顺父母，为其逆德；无子，为其绝世；淫佚，为其乱族；嫉妒，为其乱家等等，都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思想始终贯穿于整个社会生活中，即使有这样一些保护女子的零散法令，但女性的地位和悲惨的处境始终没有改变过。

秦始皇首次把“从一而终”写入法律

秦始皇——“从一而终”入《秦律》贞节提倡成法律强制

秦始皇用成文法律限定妇女权益的表现，和他的身世有着一定的关系。

秦始皇是继秦庄襄王 ( 子楚 ) 之位，以太子身份登上王位的。秦始皇之母赵姬，据说曾为吕不韦的爱姬，后献与子楚，被封为王后。秦始皇到底是子楚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后来成为史学界争议不休的话题。

但秦始皇不管自己是子楚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这都成为他即位以后的奇耻大辱，故他有意识的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强化了对妇女权益的限制。

故“一与夫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再嫁”等内容，在秦始皇当政期间被考录到《秦律》之中。秦始皇第一次把妇女贞节道德提倡变为法律强制。

班昭——撰训女书《女诫》成束缚女性的枷锁

班昭——东汉有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和道德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女教育家。

班昭是班固之妹。班固著《汉书》未成而卒，汉和帝命班昭入东观藏书阁与马续一起续撰《汉书》。邓太后临朝听政后，班昭更受宠信。著有《东征赋》、《女诫》等。《女诫》是班昭所撰训女书，分《卑弱》、《妇行》、《专心》、《曲从》等七篇。《女诫》中曰：“男有再娶之意，女无再适之。”

《女诫》是中国女性的第一本教科书，也是中国传统女训的鼻祖，历来被视为封建社会束缚女性的枷锁。

袁采第一个女性同情论者创作《世范》谈见解

古代妇女的不平等遭遇，确实引起了一些文士真正的同情，南宋的袁采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女性同情论者。他说：“大抵女子最为可怜。”劝告男子要同情妇女。并且，鉴于当时社会中女性悲怜的生活，袁采还创作了《世范》一书，其中阐述了大量的同情妇女的见解，但在当时，并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

妻子的 14 种称呼

妻子称谓在历史上有诸多种类，但最能反映妇女地位的名称变化基本来源于丈夫对自己配偶的称呼。根据近现代的考古发掘和历史资料记载，妻子的名称大约有以下的内容：夫称妻，书面曰贤内，对人曰贱荆、贱内、老婆、屋里的、家里的等等。但按照正式的记载有——

小君、细君、夫人：最早称之为诸侯的妻子，后来作为妻子的通称；

内人：丈夫对别人谦称自己的妻子，源于旧观念，认为男主外，女主内；

室人：多数是对别人妻子的称呼；

拙荆、山荆：源出“荆钗布裙”，本是指东汉梁鸿的妻子孟光朴素的服饰，后人用来作为妻子的谦词；

荆妻、荆室：除表示自谦，还含贫寒之意；继室、续弦古人常以琴瑟比喻夫妻关系，所以将妻殁再娶称“续弦”；

内助、中馈：指家庭事务包括伙食在内，均由妻子操持，带有封建夫权的色彩（称“贤内助”是尊称）；

侧室：至于侧室、偏房、妾等等，均为旧时对于小老婆的称呼。

发妻：古时婚喜之日，男女都要结发为髻，男子从此把头发挽在头顶上，为表示是原配，称妻子为“发妻”；

糟糠之妻：表示曾与自己共患难的妻子，源出东汉宋泓所说的“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虽然不同时期，妇女的称呼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她们低下的地位，但是上述的“发妻”、“糟糠之妻”两个称呼可以表现男子对妇女的重视。

（感谢清华大学法学院杨继先生、中华女子学院法律系田小梅老师的支持，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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