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京出席“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卫生局局长张愈对取消强制婚检引发新生儿缺陷率上升忧心忡忡。他说， 2003 年 10 月 1 日《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以来，由于不再要求当事人在婚姻登记时出示婚前检查证明，天津市婚检人数骤然减少，婚检率由原来的将近 90 ％下降到 2 ． 3 ％。有媒体称为这是取消强制婚检酿成的苦果。无独有偶，去年取消收容遣送制度以后，也是有人惊呼广州的犯罪率上升。

因为取消强制婚检引发新生儿缺陷率上升，就惊呼取消强制婚检酿成的苦果，我认为这是在大惊小怪。不管如何，弱智儿毕竟只占少数。如果为了严防死守避免弱智儿出生而恢复强制婚检，这是为了少数人而牺牲大多数人的天赋人权。不能为了万一而牺牲一万，不能为了制造某种论证效果而夸大了取消强制婚检的危害。建立在耸人听闻的基础上，就毫无理性的强制所有的新婚夫妻体检，从而企图达到避免弱智儿的目的，这是公权力的滥用。这好比是释放的人员重新犯罪率很高，就把所有正在服刑的犯人都实行终身监禁一样。

原来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规定，所有的新人必须到指定的医疗保健机构进行婚前健康检查，向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提交婚前健康检查证明。

新《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把婚检列入“可选择”的范围之内，结婚登记将充分尊重个人的隐私权，婚检将成为很私人化的一个检查，婚姻登记机关只会倡导新人进行检查，在结婚登记前给予婚检的告知单，给予一定的提醒。而不再作为硬性条件，强制进行。这样实行自愿原则充分尊重个人人格，在个人意志和社会利益之间达到平衡。　　

另一方面就是开始保护隐私权。正是在保护隐私权这一动机的驱动下，新《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把婚检列入自主选择的范围，而不再作为硬性条件，强制规定。这样实行自愿原则充分尊重个人人格，在个人意志和公共利益之间达到平衡。当国家权力从私人空间退出以后，可以将协调天赋人权和公共利益的重任交给市民社会，由市民社会本身来承担原来国家的这部分功能。

按照民法中的说法，人身权利是与人本身不可分离的，是不可能交给国家的。而实际上，在绝大部分情况下，这些人身权利只与每个人相关，不对他人产生影响，所以国家也没有必要进行协调和管理。

（作者系政府机关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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