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骚扰是一个美国货，用于说服社会接受这个理念的各种论证，反性骚扰立法是“送美国法下乡”的结果。

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已列入今年新立法计划。审稿中明确禁止了对妇女性骚扰，还提出了单位要采取措施防止工作场所有性骚扰。这将是我国法律中首次提出“性骚扰”的概念。 消息传来，女人欢呼雀跃，男人大惊失色。

这当然是中国女性的巨大利好。从引进“性骚扰”概念以来，差不多十来年了，如今白纸黑字写到了法律条文之中，它们可以欢呼：色狼你完蛋了。

值得思考的是，性骚扰是一个美国货，用于说服社会接受这个理念的各种论证，都是来自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性骚扰的定义也好，案例也好，立法也好，都不是国货，也就是没有本土资源。反性骚扰立法是“送美国法下乡”的结果。

在一些调查中， 2/3 的男性不接受反性骚扰立法。如果反性骚扰立法为大多数人所接受，那就立了，但是如果有很多人反对，立法要三思而行。不要轻易被美国之风催得醉醺醺的，错把北京作纽约。

性骚扰其实跟权力有关，跟男女无必然联系。女人之所以为女人，因为有了男人，所以把男人打压在脚下，女人也不成为女人。如果女人可以离开男人，与男人毫无关系，那么立一千部反性骚扰立法给她们都没事。所以美国的性骚扰立法是调整美国男人和女人的关系的，而中国男女关系与美国一定相同吗，能够依葫芦画瓢吗？

根据调查，中国男性从性成熟到第一次发生性关系（根据《婚姻法》合法性关系仅能在结婚开始）要有七八年之久，属于立法管制下的性压抑，而性压抑则要寻找发泄的途径。还有很大一部分成年男人性生活也不和谐，而美国人性观念开放，所以比较起来，中国男人的性骚扰的概率比较大。立法当然不纵容这种现象，但是就这样生猛的规定下去，不见得有好的效果。

反性骚扰立法其实也可能是女性的一厢情愿，会白欢呼了。它有一个巨大难题就是证据问题，不是制定多么严密的条文，或者立出来的规范是不是国家大法问题。因为性骚扰发生往往都在特殊隐蔽的场合，绝大多数都是两个对立方单独相处的时候，这种情况下，如果受害方向法院起诉，由于提供不了证据，法院就很难支持，而发生在西安的首例性骚扰索赔案，就是因为不能收集到有利的证据而败诉的。反性骚扰立法不是录音机、摄像机或者私人侦探。如果要解决证据问题，作出详细规定，则必须深深入侵私人领域，以男性的隐私权丧失作为代价。

而且还有观念和文化差异会影响认定性骚扰变得非常艰难。比如欧洲的女性也就很不理解美国的性骚扰，在国外较为平常的亲吻、抚摸在国内就有可能让女性无法忍受，另外就算在国内也要因人而异，比如一些思想开放的女性，平时打打闹闹惯了，有时一些小动作，可能对方不会在乎，但是如果思想保守而又关系不好的话，就有可能被认为是性骚扰。

要确立一个多重的标准非常艰难。其实多重标准就可以让人无所适从。如果说定强奸罪以女性意志为标准，但女性意志也是海底针，那么男性最理性的选择就是远而敬之，因为远观之也可能被杏眼一瞪成了性骚扰。关于男女的事情永远很复杂，请不要总是将之过分简单化，然后直接了当地做二元价值判断。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如果女性滥用了或者误用了这个杀手锏，影响将是不可挽回的。即使法院做出判决，驳回女方的起诉，人们还是会怀疑男方。即使法院认定男方是清白的，还是跳进黄河洗不清。在北京第一例性骚扰中，法院判决在一定程度上还了焦宾一个清白，到目前为止，焦宾的生活仍受到较大影响，此案带给他的阴影将长期存在。

一个影响重大的规定出台，应该是审慎而理性的行为，对于一些比较奢侈的权利，作出规定的时候，要三思而行，不可过分依赖于立法，这样伤害了社会关系，也伤害了立法。

（作者系大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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