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在３年时间内基本上在全国范围禁绝了烟毒。中国也因此被国际舆论赞誉为“无毒国”，享誉三十多年。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贩毒、吸毒现象又开始在中国复苏，并由沿海地区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

据权威部门资料显示，全国 2863 个县有 2201 个县发现有吸毒人员，占全国总县数的 3 ／ 4 以上。其中，吸毒人员超过 1000 人的县有 214 个，吸毒人员数超 100 人的县有 600 多个。

然而目前，全国共有禁毒警力不足两万人。 1999 年至 2001 年，中央财政共投入禁毒专项补助经费 2.497 亿元。 2002 年中央财政投入禁毒专项补助经费 2.15 亿元， 2003 年投入 1.4 亿元。

如此紧张的禁毒形势，如此有限的人力物力，基层的禁毒警察更能体会个中甘苦——

一条布满冰雪、坑坑洼洼、狭窄的郊区土路通向沈阳市公安局禁毒警察支队的大院，诺大的院子里停着的几台老款桑塔纳轿车，几只麻雀贴地飞过。

“你来得不是时候，每当抓捕成功时，满院子停的都是车，走廊里全是人。”一位干警笑着对记者说。

身着便衣的三个大队的队长和干警们坐在办公室里抽烟、喝茶，像其他机关一样，悠闲得让人羡慕。

这里的冷清和闲散让人很难想象得出这是一只善打硬仗、恶仗、战功赫赫、令毒品犯罪分子闻风丧胆的缉毒警察队伍。

采访过程中记者了解到，这支四十多人的禁毒警察队伍白天看似宁静的表情下始终绷着紧张的神经。由于毒品犯罪一般在夜间进行，节奏必须跟上毒贩，连夜奋战已经成了干警们的家常便饭，偶得的白日清闲只不过是为这些“夜猫子们”提供了养精蓄锐的短暂机会。

哭喊声撕裂寂静的夜

禁毒警察支队三大队教导员周广军笑着坐在办公室里，腼腆得像个大姑娘。

然而，武警出身的周广军却是一个身手敏捷、胆识过人的禁毒英雄。 1998 年，他曾经只身化装成黑社会老大做过“卧底”，一举破获海洛因 750 克、毒资 60 万元的特大贩毒案件。

压力与成绩是孪生兄弟。“我当了两年中队长，后来刚当上副大队长，不是很频繁地深入一线，节假日休息的时候，在家里坐不住，就像疯了一样漫无目的地大街小巷转悠，看谁都像吸毒贩毒的。”周广军的话语透露出工作压力带给他的执著。

“一有机会朋友聚会，我就会问你们那里有没有鼓捣那玩艺（毒品）的？一听说有，就会立即进行摸排、侦察。”二大队探长刁春荣说自己仿佛就是为了禁毒而活着。

最令周广军震撼的是最近的一次抓捕，法律与情感的交锋令他的内心至今振颤不已。

2004 年 12 月 24 日，平安夜。这个舶来的节日令全国各地的大街上、饭馆里挤满了欢乐的人群。

刚刚完成抓捕和审理的周广军和妻子女儿同样汇入沈阳的欢乐人流之中，然而此时的欢乐却与周广军格格不入。他只是对妻子和女儿说：“你们去逛商场吧，我在门口等你们。”惊心动魄的抓捕场面令他陷入了沉思。

前一天下午 5 点，经过近一个月的侦察，一张抓捕的网张开了。

当周广军和侦察员们破门而入时，眼前的景象令身经百战的他们惊呆了——茶几的桌面上摆满了粉红色的毒品“麻谷丸”，室内散发着“麻谷丸”的清香。正在包装毒品的两男（王某和李某）一女（蔡某）见到从天而降的警察顿时呆若木鸡，李某穿的毛裤“唰”地秃噜下来，大便也拉到地板上。经验丰富的侦察员一眼就看出这是个“雏”（初犯）。

果不出所料，李某和蔡某是夫妻，双双下岗，嫌小生意来钱太慢，接触了一些社会上的涉毒人员以后，就铤而走险贩起毒来。

王某是他们俩的朋友，妻子在女儿三岁时就和他离婚了，十几年来妻子从来没有来看过女儿，女儿是他的生命和希望。一直靠亲属接济度日的王某想通过毒品来脱贫。

然而，他们三个的发财梦刚做到一半就破灭了。

按规定，侦察员要对王某和李某的住宅（抓获他们的地方是他们租来的）进行搜查，两人异口同声地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将“背铐”改为“前铐”，因为“前铐”可以将手铐抄在袖子里，害怕被邻居和熟人看见丢人。

在对李某家搜查时，李某七十多岁的父母惊恐地立在方厅一角一语未发。带走李某时，其父母又蹒跚地跟下楼来，仍一语未发。就在警车启动时，李母突然扒住车门哭喊：“儿子，我到哪里去找你呀！”

哭喊声利剑般撕裂了寂静的夜。

在审讯室里，李某跪在大队长的面前哀求：“我们两个都进来了，我儿子成了孤儿。我儿子正在上高中，学习很好。我只求你们一件事，放了我媳妇吧，所有的罪我一个人扛着，不然我儿子这辈子就完了。”

在走进看守所之前，在见到的每一个警察面前，李某的这些话录音机般不知疲倦地重复着。

12 月 24 日下午，在对王某家进行搜查时，王某的姐姐、姐夫闻讯赶来，姐姐对弟弟破口大骂：“你怎么这么损呐，咱们家祖宗三代没人犯法，咱爸过世还不到百天，你这是要咱妈的命呀！”将王某押上警车之前，姐夫将昨天刚买的棉裤脱下来给了他。

路上，王某始终在自言自语：“这家人数我最不是人了，等我出来，妈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本打算让女儿考大学，这下完了，她一个人怎么活呀！等我出来，女儿可能都结婚了。本来今天我和女儿约定好了，和她一起过平安夜，可现在她还不知道这件事……”他再也说不下去了，几位警察也把头扭向了车窗外。

看着兴致勃勃过平安夜的妻子和女儿，周广军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在想李某和王某的孩子正在干什么呢？他们是否正在期待他们的父亲给他们带回圣诞礼物？

又多活了一天

“我们要‘大干'（即有抓捕行动）了，一个电话打回家，短则三五天，长则八九天就回不了家。一有案情，不用动员、督促，我们就会连续作战。干我们这一行的，经常不回家，家里人已经习惯了。”二大队队长刘立明笑着说。

48 岁的刁春荣是个黑脸的汉子，他撩起自己的衣服，肚皮上有一拃多长的刀口，这是做胆摘除的手术留下的。 1997 年成立禁毒支队以来，刁春荣一直奋战在禁毒第一线。

饥一顿饱一顿，饮食的不规律让刁春荣的胆内长了息肉， 2002 年，他干脆做了胆摘除的手术。术后，医生嘱咐休息两个月，为了完成队内的任务，刁春荣不足一个月就上阵了，致使伤口没有完全愈合好。现在，吃一顿饱饭，肚子胀乎乎的，一天都不消化。

“一次抓捕回来的路上，我们一位姓王的干警开着车，困得不行了，我说我买点香瓜，咱俩一人拿回家一半，可是第二天，他人就不行了，犯心脏病去世了，没有别的，就是累的。” 全国优秀警察、沈阳市劳动模范、第一大队队长颜青，这位典型的东北汉子说起话来竹筒倒豆子一样干脆利落，但是提到失去战友，他的话语有些哽咽。

从警多年的颜青身患心脏病、高血脂等疾病。一次在组织抓捕的过程中，他正在宾馆向支队领导汇报抓捕情况，突然心脏病犯了，人倒在床上，口吐白沫，手脚抽筋。 120 的医生赶紧组织抢救，要求他住院治疗。但是考虑到整个抓捕行动只有自己最清楚，颜青硬是撑到将罪犯抓捕归案。

“每次办案熬完夜，我们就开玩笑说，咱们多熬了一夜又比别人多活了一天。”一大队教导员黄伟自嘲着办案的辛苦。

“每年市局给我们禁毒支队下了指标，支队、大队、探组再层层往下分配。我们的压力也不小，其他大队完成指标了，我们没有完成脸上就会无光。还有办案难度也在不断地加大，几进几出的那些人对我们的执法环境和手段越来越熟悉，现在抓捕越来越难，犯罪分子的警惕性、反侦察能力都在不断地提高。”刁春荣憨厚地笑着说。

尽管多数干警对指标问题表示，这既是压力，又是动力。但是，一位干警还是表示了自己的担忧，指标要定得切实可行才行。

当记者谈到这位干警对指标问题的担忧时，陈支队长说：“毒品犯罪是近几年新兴的犯罪，面对新的事物肯定有压力，毒品犯罪是隐性犯罪，买卖双方都在暗处，查处毒品犯罪比查处刑事犯罪难度大得多。但是人无压力轻飘飘，井无压力不出油。上面定指标是根据近三年的完成情况平均下来的，是有理由的。我们支队真正的困难不是指标问题，而是装备差、科技强警实现不了，比如，犯罪分子开的是奥迪车、别克车，而我们开的是老款的桑塔纳，经常‘追不上、打不赢'，连人家的烟都闻不到。”

说到基层禁毒警察抱怨设备相对落后待遇相对较低，公安部禁毒局局长杨凤瑞表示，这个我们经常听到，由于我们国家毒品形势越来越严重，禁毒越来越艰难，贩毒的方法手段越来越狡猾越来越诡秘，加上我们国家禁毒工作队伍还是相对年轻新队伍，国家在人力财力物力投入上，虽然是在不断地加大，但是必定还很有限。

与陈支队长的平静语气不同的是，副支队长于文涛听到指标问题，火一下子窜了上来：“作为缉毒警察要吃得苦，要耐得住清贫。警察是特殊行业，是由社会上的特殊群体造成的。你休息，罪犯不休息。拿什么来竞聘队长、探长？资格是什么？就要靠指标、靠压力，说这种话的干警就是无能的干警！”

给罪犯带上手铐

“你能想象我们什么时候最快乐吗？不是立功受奖的时候，不是和家人团聚的时候，也不是没有案子闲待着的时候，而是给现场交易时的犯罪分子戴上手铐的那一瞬间。几天来、几个月来的鞍马劳顿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戴着眼镜、一脸文静的黄伟轻描淡写地说着，让人很难想象得出一次次抓捕行动会出自这位文静书生之手。

每个大队的队长在每次行动中都是身体力行的“导演”，三大队刘队长身材魁梧、话语不多，但是心却细得很。打击毒品犯罪要的是人赃俱获，行动中任何一点蛛丝马迹的失误都有可能造成抓捕行动的失败，数月来的艰辛都会付之东流。没有证据，检察院就不会批捕，超过时限，就要放人，同时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放出去的人犯罪经验会越来越丰富；也会到处宣传警察没有能力破不了案。一次抓捕中，在楼道里守候的他和干警们冻得瑟瑟发抖，为了不让在屋里的人发现他们的行踪，他们取下了或许能够给他们带来些许温暖的感应灯泡，这一个细节促成了最后的抓捕成功。

“有一次，我搂住毒犯的头，手枪顶在上面，毒贩完全可以在我身上捅几刀，当时完全沉浸在擒获罪犯的喜悦中，自己人身的安危根本不会考虑。”刘队长回忆说。

当然，最有工作压力的人才最能体会抓捕成功瞬间的快乐。说起缉毒工作的压力，周广军有些激动：“我每次回家就是睡觉，妻子和女儿每次看警匪片，我都让他们赶紧换台，压力到了极限，不想在放松的时候再看到类似的电视。而且，我从来不愿意看电视时，听到他们的议论。”

前不久的一天深夜，沈阳市公安局禁毒警察支队突然接到公安部的绝密指令：“今晚 10 时左右将有两名携带大量毒品的男子进入沈阳境内……”根据公安部的情报显示，这两名男子是乘坐由云南飞往沈阳的航班抵达沈阳。

三大队的禁毒警察们全部集结在了桃仙国际机场。

两名神秘的男子乘出租车来到了沈阳市沈河区的一家宾馆入住。半个小时之后，禁毒警们冲入房间。呈现在禁毒警眼前的是一名男子正在卫生间内排泄毒品，而另一名男子也正做着排毒的准备……审查得知，他们体内藏有大量毒品。为了防止发生危险，禁毒警迅速将两名毒贩送往沈阳公安医院。两名毒贩共计从体内排出外附包装的海洛因 170 粒。

正在计数海洛因数量时，答应接女儿放学回家的周广军接到女儿的电话，女儿在电话中大喊爸爸，而周广军却反问：“你是谁？”

说起此事，周广军哈哈大笑起来。

采访后记

在周广军的办公室，一个黑白的巴掌大小的小电视，只出声不出影，周广军笑着说：“这是解闷用的。隔壁还有一个彩电，也是这样的毛病，因为不伤害眼睛，我们叫它‘绿色电视'。”

采访时，颜青从档案柜中拎出一塑料口袋各种各样的获奖证书，自嘲着：“我们干这工作，得到的和付出的不成比例。”

中午，刘立明带我们到他们的食堂就餐，吃的是萝卜馅和芹菜馅的包子，几样咸菜，还有一粥一汤。刘立明说：“每个月每人交 20 元伙食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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