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月 9 日，惠普的 CEO ，有着“全球第一女 CEO ”之称的卡莉被迫离开惠普； 2004 年，同样有着“铁娘子”美誉的史美伦“被迫”离开中国证监会。

她们都是让无数人赞扬和欣赏的女强人、“铁娘子”；她们都是改革的激进派，大刀阔斧，一往无前，还引发了无数争议……

到最后，她们却都以落败收场，“维新变法”，也就此落幕。或许，世界已经告别了以“铁”著称的“撒切尔夫人时代”，而今，制度化的时代已经确立。

卡莉在对抗传统中落败

在出任惠普 CEO 的第一天，卡莉·费奥莉娜就发出了改造惠普的明确信息：“重新唤醒速度感，唤醒我们的紧迫感。”

接下来的 6 年里，费奥莉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过于强硬的个性以及对惠普之道的过度颠覆，却彻底断送了这位“世界第一女 CEO ”的惠普生涯。

再造惠普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惠普已经表现出了疲态，营业额下降幅度为 20% 。摊子铺得太大导致惠普公司曾一度陷入了经营困境，员工士气低落。为了挽回颓势，重振雄风，惠普已经到了必须要变的时刻。这个时候，卡莉来了。

卡莉·费奥莉娜不仅给惠普带来了鲜明的个人风格和商业新思维，还带来了摧枯拉朽的变革运动。从费奥莉娜上任那天起，她就在与惠普的传统企业文化进行激烈交锋，面对频繁的变化，惠普的“文化抗体”不断地对这位外来决策者予以反击。

费奥莉娜在执掌惠普几个月后，在公司旧的 Logo 下面加上了一个词“ Invent ” ( 创新 ) 。惠普加上“ Invent ”，这就是她力图打造的“新惠普”。

她不但将惠普 80 多个自治性较强的业务部门重组成 4 个部门，同时还进行了大幅度裁员。随后，她使出了永远地改变了惠普公司面貌的“杀手锏”——和它的对手康柏电脑公司进行的总价值估计有 190 多亿美元的超大型合并计划。

在此次并购案中，惠普家族坚定地站在了费奥莉娜的对立面。身为惠普创始人后代的沃尔特·惠利特，将两大公司的合并视为惠普公司潜在的灾难。 2001 年 11 月 6 日，惠普公司创始人之一威廉·惠利特的儿子沃尔特·惠利特宣布要动用他的股份来反对合并，同时，他所在的沃尔特基金会也投了反对票。同一天，惠普另一创始人戴维·帕卡德的儿子戴维·伍德利·帕卡德表示反对合并。至此，惠普家族与董事会公然反目。

费奥莉娜将所有的赌注都压在了收购康柏公司上。在寻求股东支持的过程中，这位明星 CEO 充分展示了销售专家的实力与魅力，凭借雄辩的口才和钢铁般的意志，费奥莉娜成为并购案最大的赢家。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场并购计划既没有给惠普带来太多的惊喜，也没能为费奥莉娜赢得更多的支持票，相反却造成了惠普公司最严重的分裂，费奥莉娜的光环也渐渐褪去。

变法之痛

很多人都认为，费奥莉娜的改革举措，并没有显著改善惠普公司的时运。

改革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面对传统的阻碍。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费奥莉娜的改革造成了惠普混乱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首席执行官都会选择停止改革，但这不是菲奥莉娜的风格。虽然费奥莉娜一如继往，但她的过于强硬以及一些“失误”，最终导致了惠普董事会对全明星 CEO 菲奥莉娜失去了信心。

Envisioneering 集团研究主管理查德 - 多赫尔蒂说：“在费奥莉娜任职期间，惠普的创新能力实际上已经急剧降低，这对惠普在商标中添加 invent 字样来说是一个莫大讽刺。”美国专利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2004 年期间，惠普被批准的专利数居全美第四，为 1775 件。与此相对应， IBM 全年的专利数高达 3248 件。除此之外，惠普的大多数专利都没能转化成实际的市场利润。 而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正是费奥莉娜实行了压缩开支的策略，导致大量惠普老员工携带技术转投其它公司。

美国媒体称，惠普家族与费奥莉娜发生不和，这是一次“老模式”与“新思维”的对抗。

在过去 60 年中，“惠普模式”一直强调“友好气氛”、“平行管理”和“梯队精神”，而费奥莉娜推行的却是颇具现代企业管理风格的“新思维”，强调“分工明确”、“经理负责”以及“面向未来”。她更多的是张扬自己的个性，她更喜欢与媒体打交道，穿名牌坐专机，而公司的退休职员大会上却从不露面，惠普的员工们再也找不到过去那种谦逊、平和的气氛。有人认为，她那种事必躬亲﹑直言不讳和绝不妥协的管理风格可能损害了她和董事会及部分员工的关系。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费奥莉娜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足够的公司运营经验，对产品的设计、制造等环节缺乏了解。不可否认，费奥莉娜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销售专家，但她出身于一个完全不同的行业 ( 通信业 ) ，缺乏生产、技术、财务和研发等相关经验去管理像惠普这样的公司。一位前任惠普高层表示，“菲奥莉娜擅长市场营销。她是公司内的一位优秀演讲者。但是这是一个公司，并不需要一位政治家，它所需要的是一位擅长经营的人。”

到 2004 年 11 月时，惠普的一些主管开始举行定期会议讨论 CEO 的表现，但没让费奥莉娜参加。当惠普董事会 1 月份在旧金山召开会议时， 3 位董事同菲奥莉娜进行了交流，讨论了菲奥莉娜的领导能力，并成了整个董事会的看法。几周后，卡莉·费奥莉娜出局了。

无关性别？

如今，在《财富》全球 500 强中，只剩下了七位女性首席执行官。对于很多女权主义者来说，费奥莉娜的成功被视为男女平等的标记，而卡莉·费奥莉娜自己却宁愿将性别问题淡化。她说：“我首先是管理者，然后才是女人。”在费奥莉娜黯然离任的诸多因素中，她的性别是否其中一个因素呢？

这几年，每个月都有男性首席执行官因为业绩没有达标或者决策失误而被解聘的消息。那些希望登上首席执行官宝座的女性也要遵循同样的游戏规则。美国著名律师凯伦．凯普洛维茨表示，“在评估业绩时遵循男女平等的原则一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眼下就是一例。”

据《华尔街日报》所言，惠普董事们决定罢免费奥莉娜，是因为他们认为费奥莉娜所倡导的惠普·康柏合并实现扩张的想法完全没有收到成效，她的出局与其女性身份并无关系。因为另一位女性——帕特里西亚·邓恩刚刚被提名为惠普的非执行董事长。

但是，华尔街是不欢迎这样一个女人的，在他们眼中，卡莉也许太疯狂了一些。华尔街的投资者们更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成熟稳重、按部就班工作的“ MAN ”，而不是一个充满激情、敢于进行翻天覆地变革的“ WOMAN ”。

卡莉完成了收购康柏，惠普四大集团整合， PSG 和 IPG 合并，最后她也黯然退场。卡莉的变法是就此画上了休止符，还是继续贯彻下去？无论如何，现在的惠普要想寻求发展，依然离不开创新，究竟什么样的变革方式才适合惠普，无疑是下一任 CEO 必须攻克的难题。

史美伦证监会最后一个海归

“我对很多事都可以看得开，做事最重要，结果更重要。”面对股市持续了三年半的下跌行情，对于看重结果的史美伦来说，她选择了离开。

2004 年 9 月 13 日，史美伦正式离开了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的位置，结束了长达三年半之久的“史式监管”时代。她是最后一个离开的海归派，似乎也宣告了海归所倡导的规范监管的失败。

铁面监管

对于沉疴缠身的中国股市，铁面监管风暴似乎来得太猛烈了些……

2001 年 2 月，史美伦正式接受中央政府的邀请，出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分管上市和融资监管工作。史美伦给人的印象是冷静、稳定、刚正甚至强硬，这都是一名优秀的监管者所必须具备的，这也是史美伦留给市场的形象。在北京的三年半时间，史美伦甚少在媒体面前曝光，甚至在各种会议、论坛等公众场合出现的次数都不多。

履新证监会之前，史美伦面临三种可能的选择：一是无为而治，不触动中国特色；二是推倒重来，全面与国际接轨；三是知难而进，在可能的范围内强化监管。低调务实的史美伦选择了第三条道路，于是， 2001 年成为名副其实的“监管年”。到 2001 年 12 月 31 日，中国证监会所颁布的监管法规或条例就达 51 件，同时有 80 多家上市公司和 10 多家中介机构遭到行政处罚和立案调查。

2002 年，证监会的监管态度更加铁面，力排众议实施了退市制度，连续亏损三年的上市公司将被判处死刑，轰出市场。 PT 水仙成为中国股市近十年来的第一个退市者，时至今日，已经有 50 多家绩差公司遭遇退市命运。

2003 年，推行独董制度。证监会要求到 2003 年 6 月，每一家上市公司都要设立至少三名独立董事。独立董事是地道的“舶来品”，这种监管方式遭到众人的质疑和反对。

2004 年，史美伦积极推进以保荐人制度为核心的新发行上市体系。但这个改革仍是遭尽白眼，尽管非议不断，但随着江苏琼花造假丑闻的曝光，证监会开出了第一张处罚保荐人的罚单……

从银广夏到亿安科技，一批又一批的违规上市公司黯然退出市场；从中经开到南方证券，数家违规券商相继出局。据统计，这一过程中，受到公开谴责、行政处罚，甚至立案侦查的上市公司、金融机构超过百家。

水土不服？

虽然史美伦在告别中国股市时留言，“我在中国证监会的三年半的工作已经尽力，也问心无愧。”但令史美伦尴尬的是，在内地的任职，与这三年来“股市大跌”的时间重合。从 2245 点到 1260 点，上证指数在 3 年多的时间里缩水 1000 点。这很容易让人产生责任归属的联想。于是有人认为洋监管理念在中国水土不服，史美伦不懂国情。一些经济学家更指出，盲目的市场化及与国际接轨，损害不到市场中强势人群的利益，反而伤害到了无辜。

真的是监管过度造成了股市下跌吗？史美伦认为：“加强监管并不等于打击股市，更不代表监管的目的是挤泡沫。”

史美伦也曾指出，所谓的“做事不懂国情”也许是自己最大的缺点。尽管中国股市有着自身的“特色”，但在史美伦看来，监管却只有一个国际标准：公开、公平、公正。史美伦在接受央视专访时表示：“我们现在做的都是在巩固市场的基础，这是要慢慢建立起来的，不是几个月以内，或者是一两年以内可以看到的。我们的市场一直在演变，在成熟。”

路在何方？

难道这一切都是监管的错？

“改革是有阵痛的，如何用最快的速度结束蜕变的痛苦是改革者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中国股市的改革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或许史美伦错在监管没有选对合适的时机，西方股市的监管方式并非适合现在的国情。”一位业内人士如此评价。也有人提出，史美伦来之前已经注定了难有大作为。中国股市从根子里是个“国有市”，是为国企融资的。在这个基本规则下，史美伦越努力，监管越加强，可能让市场中的炒家和庄家日子越不好过。

在史美伦的身后，中国股市仍将面临一系列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监管者是不可或缺的”，经济学家华生指出，“中国的股市需要在发展中监管，但同样值得重视的是，离开了必要监管的股市发展，将是不可持续的。”

应该看到，如果没有她，所谓的“独立董事”、“投资者保护”、“保荐人制度”等概念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清晰；还有为完善信息披露、推进公司治理结构而出台的多项规章制度，已在内地证券市场扎根。

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史美伦在内地证券市场所树立的监管理念会逐渐被更多的投资者所认同。

也许，时间能给出最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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