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月 24 日，《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报道引起媒体广泛注意，美国联邦调查局国际执行局局长 Thomas V.Fuentes 在接受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对余振东这样的腐败官员，美方将来一个，查一个，遣返一个。”事后，很多媒体都以“美国将遣返全部中国贪官”为主题对贪境外追逃的前景表示了良好的预期。

然而， 2 月 27 日， Fuentes 就借助境外报纸做出澄清，声明他并没有表示要主动遣返美国境内的中国贪官，对贪官调查的启动权，仍然掌握在中国政府手中。

近些年，中美双方在刑事合作方面进步显著，很大程度上得宜于传统观念的扭转。搁在若干年前，谁要是提出美国联邦调查局会与中国司法部门合作打击腐败活动，一定会被人认为异想天开。双方在政治、司法上，都存在互不信任的态度。直到近些年，出于对反恐、反腐败斗争的共同利益需要，双方在刑事司法领域逐渐加强了合作。联邦调查局在北京也设立了办事机构。

但是，尽管两国 2000 年就签署了《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双方在引渡、资产没收方面的协议仍迟迟未能达成，给深层次的合作带来了很大的障碍。估计在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后，双方在观念扭转、沟通合作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目前，与我国签订引渡条约的共有 21 个国家。但是，罪犯不会管你跟谁签署了引渡条约，在实践中，我国常常不得不在个案中进行一些灵活的尝试。

去年，余振东之所以被顺利遣返，起决定作用的就是中国在个案合作上的灵活态度。但是，这样做也有很大的缺点，一个个案子反复谈下来，首先是司法成本变大了，另外，案件本身也会面临公众的一系列质疑，比如“携款出逃的官员被承诺免死是不是有悖平等原则”、“未经法庭审判承诺最高刑期是否违反刑事诉讼基本原理”，如果没有落实到白纸黑字的规定上，即使把贪官引渡回国也无法取信于民。

所以，要想形成有效的长期机制，必须有我们的《国际刑事协助法》。比如 Fuentes 声称，如果中方提出申请，美方将开展调查。那么，这一程序该如何启动呢？像杨秀珠这样各方关注的案子，应该由谁负责与联邦调查局沟通？如果杨秀珠被美方成功抓捕归案，而美方又提出“死刑不引渡”的要求，应由什么机关，在什么前提下作出不施用死刑的决定？又由何机关按什么程序正式宣布和承诺？这些问题，都只能借助立法解决。

因此，如果稳定的长期合作机制没有形成，我们就不能对贪官遣返的前景盲目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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