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之处

法律是实证的。简单地讲，它应该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所谓定纷止争、规制社会、保障权利、惩罚犯罪，这也便是它的价值指归。于是，当我们借用如此的思维去重新认定前几年颁布的“撞了白撞”的交通法规时，隐藏在法条背后的哲理又是怎样呢？

有人说它是反人道的、反正义的、反人权的；有人说它是合理的、有效的、均衡的。前者基于公平的立场，他们根据这样的常识，行人往往是“穷人”是“弱者”，而司机通常是“富人”是“强者”，由此可见彼此的权利对抗明显出于不对称的基础之上，是彻底的不平等。而坚持效率说的人认为此举通过追究“过失责任”，无论对司机还是行人，均达到了权利均衡的状态，而且足够能激励他们提高警觉。“衡量一个法律是否合理的标准的首要标准应该是效率标准，而不是简单的权利分配标准！”这是后者所常说的话语，当他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投注到成本与效率分析，当他们把经济学思维深入贯彻到法律并付诸实践，当他们能把公平正义等抽象概念用量化的数据、模型借以表达的时候，事实上，他们就是所谓的经济分析法学派的一员了。

《法律的博弈分析》，印象当中，这是一本我最早接触到的关于经济分析法学派的著作。书中以“囚徒困境”展开，穿插着将“纳什均衡”、“非信息对称”、“边际效益”、“帕累托最优”等经济学概念引介到法律实务的分析中。不可否认这是一本上乘之作，但对于无根基之学的我而言除了那些铺天盖地的术语、概念环绕左右之外，别无其他。但正是因为有这一次对“博弈”相识，使得我爱屋及乌地广泛涉猎了一些经济分析法学的专论书。其中包括波斯纳的《正义 / 司法的经济分析》、罗伯特·考特的《法和经济学》、钱弘道的《经济分析法学》以及最近的《信息、信任与法律》。

《信息、信任与法律》一书的作者是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在该书中，作者通过“重建信任”、“法律制度的信誉基础”、“作为激励机制的法律”、“信息、激励与连带责任”、“诉讼过程中的逆向选择解释”等七篇专论，系统地论述了在经济学知识谱系中信息、信任与法律之间的有机联系。在作者看来，现代法治语境下的“良法”应该是能切实地保障私有产权，规范政府权力、扩大信息公开并且能建立起一整套信任体系的社会机制。由此可见，作者的良苦用心就在于通过提高违法的成本从而使理性人在客观约束下有效实现自我的价值，最终增加整个社会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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