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与法

男女平等的宪法权利和新的婚姻继承法为家里可以讲理提供了制度性空间，可哪种手段才是解决家庭成员间矛盾的最好办法？

几天前和一帮朋友小聚 , 席间有人为自己夫人不够通情达理而牢骚满腹。没想到他的埋怨赢得了在座男士的热烈响应 , 大家纷纷举出各自“内政部长”在家政事务中胡搅蛮缠的诸多案例。一次朋友聚会霎时成了一场诉苦会。朋友们在激动地控诉、热烈地讨论 , 所有话语最后集中到“家里能不能够讲理”的这个主题上了。当然 , 这种讨论不可能像国际领导的峰会那样以达成行动纲领或某某宣言来收尾。大家带着宣泄后的轻松和微醺后的迷茫离去了 , 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可以讲理吗”的诘难中不能自拔。

千百年来 , 家承载着人伦、亲情、财富、身份等庞杂的内容 , 家的兴衰成败往往成为国家兴亡的缩影。尤其是对一些特定的家庭来说 , 家国一体 : 国的需要凌驾于家的欲求之上 , 家的细小琐事也就演变成了国家大政。这时的理性是扭曲的 , 亲情可能也是畸形的。“家里可以讲理”也不过是成员对家长讲理。因为家长个人是理的制定者和执行者 , 亲情和真理都只是权力或习俗的附庸和婢女。

当家真正成为今天普通老百姓的“最后港湾”和“心灵寓所”时 , 男女平等的宪法权利和新的婚姻继承法为家里可以讲理提供了制度性空间。婆媳、妯娌、兄弟姊妹间的矛盾既可以诉诸法律的法理或习惯使然的所谓天理 , 也可以借助亲情人伦力量产生的妥协让步来解决。问题实际上就演变成了哪种手段应当是解决家庭成员间矛盾的最好办法。

对一些知识分子来说 , 他们在重视人伦的同时 , 似乎更重视对理的追求 , 理性成为他们行为操守的重要指针。在钱钟书、居里夫人等的家庭里 , 他们可能为了某个专业性的问题而脸红脖子粗 , 也可能为琐碎小事而深究其合理性，这当然是以牢固的家庭关系为前提的。因为他们深信为“理”讨个说法与家的和谐是两回事。我见识过一对文学博士夫妻，他们在家里不仅为后现代文学的解构主义特点争吵，也为是送儿子去试验小学还是私立小学理论不休，但两人恩爱有加却是圈子里的共识。在家里讲理对他们来说是生活的常态。

而大多像我一样的老百姓，在真理和亲情冲突时更多地是让真理为亲情买单。因为相对而言真理遥不可及，而亲情却近在眼前。为了一个无关痛痒、无碍大局的所谓真理而伤及亲情往往被视为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小不忍则乱大谋”、“家和万事兴”等古训也在我们的骨子里融进了息事宁人的因子。除非在大是大非的关头，守住亲情成为我们的第一选择。但年轻一代开始把更多的民主理念嫁接到家政事务上，他们不惮于为了自己的事业或婚姻与前辈论理，也敢于或乐于就生活小事向父母叫板，特别是在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上，他们往往不惜牺牲亲情而祭起真理的大旗。

说到底，是否可以在家里讲理既取决于家庭的知识结构、家庭成员的脾性、传统习惯或家庭的风格特点，更多取决于你是不是愿意讲理，也即你能在多大的空间里安置亲情与真理这对矛盾从而做到亲情和真理的双赢。这当中没有哪个更好的问题，只是一个生活态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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