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他是东欧的一位高级外交官，他希望叛逃到美国，因为中央情报局（ CIA ）为他们提供了他和他的妻子都无法拒绝的条件——如果这对夫妇同意为美国当间谍， CIA 许诺为他们提供美国公民身份和终身的生活保障。然而在冷战的坚冰解冻后的多年里，这对前苏联集团的间谍过得并不如意。他们现在隐姓埋名地居住在美国华盛顿州，他们抱怨 CIA 没有把当年的交易执行到底。

迫于生计起诉 CIA

这对夫妇说， CIA 提供给他们的福利保障几年前就取消了，他们甚至不能负担所需的医疗费用。为了能用他们微薄的储蓄维持生计，他们也许不得不搬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在那里，他们曾经把国家机密提供给敌对国家。他们如今依然担心，在那里一旦被发现，他们仍然面临判处死刑或监禁的危险。

对于这个过去的间谍小组，如今的无名氏“约翰和珍妮”，他们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美国最高法院。这对夫妇在五年前告到了法院，要求恢复他们应得的合法权益。美国最高法院在下个星期将听取法庭辩论。

“这是一件我认为大多数人都会以复杂的情感面对的事情。”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国家安全法律中心的副主任罗伯特·特纳说，“如果你想要在将来得到良好的情报资源，你就必须确保能维护以前为你提供了服务的人的利益。同时，这里还有一个权力限制的问题。如果你允许这样的讨论公开在法庭上进行，就有可能对各方面造成极大的伤害。”

引起争论的是，美国内战时期的一个沿用至今的案例中，禁止由于间谍工作的协议纠纷提起指控美国政府的诉讼。在 1875 年牵涉到间谍威廉·劳埃德的资产的案件中，美国最高法院作出如下判决：“雇主和间谍两方面都必须明白，对于双方的关系，两方都应该始终守口如瓶。”

目前两个联邦法庭都裁定，这个几乎沿用了 130 年的古老决定不能用于禁止约翰和珍妮起诉 CIA 的案件，而 CIA 可以在狭义的维护“国家机密”的理由下进行抗辩。但政府的律师说，内战间谍案件的定论仍然是有效的，固有的保密协定不应该被法庭上的公开辩论所破坏。

控辩双方各执一词

美国前任副司法部长西奥多·欧尔森在向法庭提供的书面材料中为情报机构辩护说， 1875 年的先例“避免关于国家安全信息的潜在的具有毁灭性的披露，从一开始就阻止了诉讼的进行，防止司法官员对要害部门的核心机密擅加评论”。他补充说，牢骚满腹的间谍们应该向 CIA 提出要求来试试运气，无论如何不要把事情闹到法院。“由于人们的消息来源是收集情报的基本途径， CIA 会尽力维护其对消息来源保持公正和履行承诺的声誉。”欧尔森写道。

但是约翰和珍妮不愿意那样做。这对夫妇向法庭提交了书面材料，其中就有挑起人们窥视欲望的冷战时期间谍的隐秘生涯和暗中的刀光剑影，也有年岁渐长的白领专业人员遭遇公司裁员困境的平凡的艰辛生活。华盛顿的律师马克·塞德说，他们的案件对其它涉及机密信息以及在法庭上可以公布的东西都有广泛的影响。他专门代理针对 CIA 的诉讼。此案也将直接影响到在当前的反恐战争中招募间谍的努力。塞德说，“如果最高法院与政府的观点一致，那么传达出来的信息就是，‘我们可以对我们需要的叛逃者或合作者或想当间谍的人作出任何承诺，然后我们可以在背后给他们一刀，而且令他们求告无门'。”

谍影重重公众关注

约翰和珍妮尚未公开发表言论，也几乎没有透露关于他们的生活细节。他们的代理律师也不愿就此案发表任何评论。但是，在诉讼背后的故事，已从法庭资料的片断中有些许透露。

在经过仔细编辑、允许披露相关信息的公开声明中，约翰说：“我妻子和我以前是一个被美国视为敌国的公民，我是这个国家的高级外交官。我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我们的社会里获得了很高的成就，”冷战期间作为一位高级外交官在国外工作时，约翰称，他和他的妻子设法接近美国大使馆人员，请求帮助叛逃到美国。随后的 12 个小时里，他们夫妇被隔离在 CIA 的一处安全地点，被迫同意充当美国间谍。“情报人员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威逼和胁迫手段，说服我们相信，如果没有情报部门的帮助，我们在美国是无法生存的。”约翰说，“情报人员声称，为了得到这样的帮助，我们需要保持现在的外交官职位，并在一个特定时期为美国充当间谍。这段时间过后，情报部门会安排我们到美国旅行，并终生提供经济和人身安全保障。”

约翰和珍妮声称他们遵守了协议中需要他们完成的部分，执行了他描述为“高度危险和极有价值的任务”。他们最终被带到美国， CIA 给他们编造了假名字，并在 1987 年使用一份假简历帮助约翰找到一份工作。他的薪金不断增加，最终达到大约两万七千美元的薪水。与此同时，情报部门的生活津贴不断减少，最终停止发放。 1997 年出现了问题，在公司合并后他被解雇了。

艰难的索赔之路

他给情报部门写信，请求恢复生活津贴，并帮助寻找新的工作。四个月后，情报部门答复说，“因为预算限制”，不能再提供任何款项，并提供了一个劳务中介公司的名字。在答复中写道：“我们非常遗憾地获悉您被从您在银行的职位上解雇了。我们希望您知道，接受我们的服务的人对我们的部门都极为敬重，同时我们始终感谢您过去为这个国家作出的贡献。”

这对夫妇提出行政诉讼，情报部门最终同意，如果他们将来不再抗争，可以再提供给他们一年生活津贴。由于 CIA 拒绝提供关于高级叛逃者经济安排的信息，也不详细解释情报部门的申诉程序，这对夫妇只好起诉到法院。他们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与前 CIA 特工、“戳穿面罩”一书作者杰宁·布卢克纳同样的境遇：起诉美国的情报部门，是一种设法触动美国政府中最隐秘的部门的离奇的法律经历。“ CIA 实际上控制着所有证据。”布卢克纳在她的于今年初出版的书里写道，“他们拥有大量乌七八糟的信息，他们制造出来的每张纸上的内容都是模棱两可的。”

有些案件获得了成功。在 1990 年代早期，布卢克纳控告情报部门在雇用人员方面有歧视行为，并实施打击报复，最终通过调解，获得四十万美元的补偿。但在她的书里，布卢克纳坦承，要想与情报部门打赢官司很不容易。情报部门会随意地使用国家机密特权，阻碍相关信息的披露，并且“把所有法院文件上一些尽人皆知的信息修改成含糊不清代号之类的东西”。

当约翰和珍妮的案件在西雅图地区法院审理时，政府采用了一种更加直接的方法：引用 1875 年托顿起诉美国的案件，通常称为托顿原则，并据此请求撤销该案件。政府的律师说，案件不应该再进行下去，“不能披露可能会损坏国家安全的事实，即他们实际上是否与 CIA 有间谍方面的合作关系，以及相互关系的细节。”

美国联邦法官和旧金山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认为，此案应该继续审理。

在他们的裁决中，法庭也注意到，自从威廉·劳埃德案件以来，已增加了新的国家机密保护措施。劳埃德曾与当时的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达成协议，在同盟国以外从事间谍工作，每月获得 200 美元的津贴。

在辩论政府是否应该在提交上诉法院之前进行复审时，一个巡回法官认为，美国内战时期的案件与约翰和珍妮案件“事实上难以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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