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多女少 性别比严重失衡 专家建议修改刑法惩治“人造男婴”现象

五大难题

人口总体素质不高

流动人口规模庞大

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

贫困人口脱贫困难

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滋长蔓延

四大压力

就业人口对经济承载的压力

贫富差距对社会承载的压力

生产生活方式对资源承载的压力

人口总量对环境承载的压力

13 亿人口的问题警钟

一场大雪使北京城变得银装素裹、分外妖娆。 1 月 5 日深夜，北京市妇产医院， 8 名正在待产的孕妇满怀憧憬，期待自己能在 1 月 6 日零时产下子女。

1 月 6 日凌晨零时 2 分，一个体重 3660 克、身长 52 公分的男婴呱呱落地，壳牌中国有限公司职员蓝慧成为幸运母亲。

至此，中国人口总数（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达到了 13 亿。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曹景春解释了“ 13 亿”的由来：“根据抽样调查结果计算，去年我国每天增加人口 2 万多，那么到 2004 年 12 月 31 日 0 时，总人口是 12.9988 亿人。按每天增加 2 万多人口计算，那么到了 1 月 6 日，就将正好是 13 亿。”

“这是个迟到的 13 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人口学家翟振武十分感慨。

翟振武说，中国从 1989 年的 11 亿人口日到 1995 年的 12 亿人口日用了大约 6 年时间，而 12 亿人口日到 13 亿人口日，则用了大约 10 年时间。“这表明，经过 30 多年的艰苦努力，中国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

但是， 13 亿人口日的到来，也无异于再一次敲响了人口问题的警钟。

当天，在中国 13 亿人口日全国电视电话会上，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指出了中国人口所面临的五大难题和四大压力——

人口总体素质不高、流动人口规模庞大、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贫困人口脱贫困难、艾滋病及其它传染性疾病滋长蔓延；就业人口对经济承载的压力、贫富差距对社会承载的压力、生产生活方式对资源承载的压力、人口总量对环境承载的压力。

这些问题和压力，作为身处其中的每位中国人来说，显而易见。

但是，相应的对策却无疑是一个难解的方程。有关它的破解，或许将直接关系到每个国人的生活质量。

尴尬的性别比例

在北京一个菜市场卖菜的张晓敏是河北人，今年 30 岁，已经有两个女孩了。是不是要再生一个，她已经犹豫很久了。

“我公婆希望我再生一个孩子，如果是男孩就生下来，是女孩就打掉。”

张晓敏叹了一口气说，她其实不希望再生了，负担太重，但是没有办法。

“总要有个男孩吧，要不，孩子她爸都觉得日子过得没意思。公婆也不高兴。”

面对记者“男女都一样”的安慰，张晓敏摇头：“那是你们文化人的想法。我们农村人不一样。”

性别比例是不是失衡，张晓敏觉得这不关她的事情。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必须生下一个儿子。为了家族的利益，也为了自己在这个家庭中的命运。

也许张晓敏没有想到，不仅农村人，很多城里人也和她一样。

曹景春指出，中国的性别比失衡不仅重度失调，而且长期失调、全面失调。

重度失调是指中国性别比例比世界高 10% ；长期失调是指从 1980 年到现在的 20 多年里一直失调；全面失调是指不仅经济不发达地区失调，经济发达地区也失调；农村、城市、计划生育落后地区、先进地区都失调；除了新疆和西藏以外，其他 29 个省、市、区都失调。

“中国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值已经升高到 119.92 ，严重偏离了正常值（ 106 ） 14 个百分点。”——这是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中的数据之一。

如果说这个数据过于枯燥的话，那么另一组数据则更直观——“到 2020 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 3000 万到 4000 万，这意味着平均五个男性中将有一个找不到配偶，有数千万的男子将无妻可娶，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光棍'。这一现象从明年开始将逐渐显现出来。”

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田雪原认为，长此以往，男性过剩的婚姻挤压会越来越严重，导致不稳定风险系数增大； 40 年以后老年性别比将会升高，从而使养老保障结构出现问题。

消息表明， 2005 年，政府将加大对此的监管力度。

“我们将争取在《刑法》修订中，增设有关条款，加大依法打击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的力度。”张维庆在介绍 2005 年中国人口工作重点时表示。

实际上，目前中国已有 29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在当地《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对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做出了禁止性规定。山东、福建等地还为此制定了地方性法规。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居高不下的海南省，则从 2003 年 6 月 1 日起统一实行了凭证引产制度。

据统计，近两年来，中国查处的此类非法案件达 3605 例，处理当事人 2409 人，查封没收 B 超机 978 台。

但是，这一切在巨大的传统压力下显得微不足道。

专家指出，若刑事立法得以通过，将有力震慑那些企图通过人为手段来选择胎儿性别的父母和为金钱而“铤而走险” 的医疗单位。

贫困、贫富差距和总体素质不高

“贫困人口脱贫困难”是五大难题之一，“贫富差距对社会承载的压力”亦为四大压力之一。而这个难题也成为“总体素质不高”的注脚。这似乎比性别比例失调更难解决。

2004 年，我国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人均年收入 637 元以下）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80 万人。

权威统计表明，目前中国仍然有低于绝对贫困标准的人口近 3000 万。此外，还有近 6000 万的人口没有实现稳定脱贫，遇到天灾人祸，很容易重新返贫。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李忠认为，农村脱贫难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建立，还有就是国家的投资也不到位。幸好，目前国家正在着手建立农村医疗保证体系。

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说：“贫困人口的子女需要在教育方面得到慷慨帮助。同时，国家应该帮助自然条件差地区的人口迁移到其他更好的地区。”

与贫困人口难脱贫相对应的，是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以及由此形成的不稳定因素。

2003 年 2 月，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在接受央视《对话》节目采访时曾经表示，他经常听到议论一些民营企业家财大气粗、为富不仁、取之不义以及有钱人不是好东西等等。

由于贫富差距的扩大，造成了社会心理不平衡，对社会的不满怨恨现象已经比较严重，并形成一部分社会不安定因素。有的甚至从“仇富”心理引发出暴力事件。

中国科学院顾问、投融资专家刘国光指出：“由于现实生活中收入差距拉大，并非全是合理制度安排的结果，其中不乏不合理的、非规范的、非法的因素。因此，国家对收入分配调节的重点应放在解决非正常收入方面，我看是对的。”

流动人口：

一个硬币的两面

“流动人口规模庞大”是不是一个难题，在专家看来，似乎仍值得商榷。

全国流动人口数量从 1993 年的 7000 万增加到现在的 1.4 亿， 10 年内翻了一番，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 10% ，约占农村劳动力的 30% 。流动人口中年轻人口占绝大多数，其中 15 岁至 35 岁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 70% 以上。

曹景春声称自己过去从未把民工当成“盲流”。他觉得人口流动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必然结果，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很多好处。“但是，流动面太大给城市带来的压力也很大，造成城市生活各方面供应紧张。不过总的来说，流动人口的正效应还是比较大的，促进城乡交流，促进城镇化的发展。”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李忠的看法是：“人口流动不是坏事儿，是很正常的现象。公民有迁徙的自由；人口流动可以消灭地区差异；而市场本身对人口的流动有限制，到了一定时刻就会稳定下来。

就业压力：

调整宏观经济政策

预测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为期 10 年的劳动力高峰期，约在 2015 年前后，劳动力人口将达到约 9 ． 3 亿人的峰值，而后才开始逐渐减少。

“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将进入劳动力供给最丰富、人口抚养负担最轻的时期，为经济快速增长创造了非常有利的人口环境。但是，这一时期解决就业问题也变得非常困难，特别是实现充分就业很难。”国家计生委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向媒体透露。

目前，中央政府已经制定了积极的就业政策体系框架，包括以提高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能力为取向的宏观经济政策、以重点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为取向的扶持政策等。

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逼来

截至 2004 年 9 月底，中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89067 例。艾滋病在中国仍然处在全国低流行和局部地区及特定人群高流行并存的态势。

曹景春透露说，我国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已经达到了 100 多万，特别是艾滋病携带者 80% 是在农村，因为贫困地区的农民卖血感染。

他提出，应该采取各种措施切断艾滋病的传染源，从而有效防止它的蔓延。

记者从中国疾病控制中心获悉，截止 2004 年 11 月，全国 27 种法定甲、乙类传染病中，脊髓灰质炎、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无病例报告，其他传染病共报告病例数 292967 例，死亡报告总数为 513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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