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师大学生给领导陪舞事件的尘埃尚未落定之际，又传来了西安音乐学院学生为银行联欢陪舞的消息。说南京师大陪舞事件是尘埃尚未落定，是因为有媒体一直在不屈不挠质疑“至今无人道歉”；有鉴于此，此次西安音乐学院陪舞事件的当事人某副行长很负责地表示“愿意向学生及家长道歉”。如此看来，“道歉”与否非常令人在乎，似乎隐含的逻辑是，只要道歉了，大可既往不咎。

“道歉”算是个什么回事呢？走在大街上，不小心踩了路人一脚，略有教养者马上会来上一句“对不起”，为自己的行为不慎表示一下羞愧，这是“道歉”。只要不是遇上东京牛二之类的泼皮，事情往往能因此而平息，因为这只是无心之失、再加上受损程度很小，道歉了，算是对自己的行为作出了一种自我的道德谴责，施害者的歉意是可以得到对方的谅解的。倘若是换成了开车撞人，仅仅是一句“对不起”显然不足以平息事端，肇事者至少得为此付出经济上的代价，若是有酒后驾车等情节，则肇事者还须为此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

也就是说，“道歉”是以自我的道德谴责为代价，换取被施害人对双方均默示认可的“无心之失”的谅解，道歉对应的是仅仅是私人行为的过错，作为一种化解社会秩序冲突的表达方式，它的适用范围严格局限于利害冲突微不足道的私人领域。若是利害冲突发生在公共领域，尤其是由于官员的失职、滥用权力而引发的民众利益受损，对此类行为的纠错则属于法制的领域，这里面蕴含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对公共权力的约束必须依赖于法治、而不能依赖于个体的道德自律，公众将管辖社会的权力赋予给官员，其前提是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监督官员审慎使用公共权力，在这一原则下，官员以个体身受惩罚为担当。

所以，若是官员失职对社会造成了损害，仅有道歉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是在法制秩序内对官员进行问责。而今的官员之所以热衷于“道歉”，无非是通过一种道德上严格自律的高姿态，将滥用公共权力或失职消解为个体性的无心之失，藉此博得公众的谅解，其实质是将公共领域消解为私人领域，以道德约束取代法制约束。

更令人困惑的是，“领导”一旦道歉了，马上会激起民众、媒体的如潮的叫好声，认为这是凸现了现代官员的“道德勇气”、“责任意识”、“人格魅力”。一句轻描淡写的“抱歉”，不仅化解了可能的被问责，而且将坏事变成了好事、将谴责变成了赞赏，受到权力伤害的当事人，反而被公众所遗忘。

(作者系浙江大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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