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渐渐冷下来了，日子，一天一天的近了——2005年。

身边有太多的人，来来往往。

为了团聚，或者，回忆。

在一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媒体用它们特有的方式盘点一年的大事记，而我们这些平凡的普通人，或许会把一年里最精彩、最感动的故事藏进日记。

2004年12月28日，星期二。离2004年最后一天还有4天。

北京。

城市的冬天与乡下的不同，秋忙后的田地或许盖上了一层薄冰，而大城市中的道路和建筑，还是一如既往地坚硬挺拔。当然，如果你有抬头仰望天空的习惯，也许偶尔会在城市的上空看到一排飞过的大雁。但它们只是一群不紧不慢的过客，最多只会对我们投下毫不在意的一瞥。

岁末，我们不想让2004的点滴变成那轻轻的一瞥，所以截取下四个普通人的生活片段，让他们的故事触动你因忙碌而躁动的神经，陪你一起回忆这一年。

多味的2004，对任何人来说，只有一次。

但愿这回望和翘首，使中国社会的民间档案中，又多了一份生动而具体的民生报告，默默折射出一个大变革，大转型年代普通民众的真切感受和无悔见证。

——编者

“育心”首先是一种爱

■讲述：张璐（女，34岁，小学老师）

■时间：12月21日晚6时

■地点：北京中古友谊小学六年级语文办公室

　　这是一段她写在学生日记本上的留言：“看了你的文章一半感动，一半辛酸。感动：你依然把我当好朋友，在坦诚地说心里话；辛酸：数学是你热爱的学科，千万不能没有了兴趣，要为自己而学。”

张老师不大的办公桌上，放着她和学生们的合影。谈起她的学生，张老师笑得十分惬意。办公室里的灯光从照片的玻璃框上反射过来，一直冲进她张开的嘴里。

翻着一本本温馨的日记本，完全被爱充满着。

张璐老师是北京中古友谊小学六年级一班的班主任，从教14载。在这14年中，她一直扮演着班主任的角色。她现在主教语文，其次给两个班上健康教育课、给六个班上写字课。每天，她早上7点半准时到校，迎接孩子新的一天。上午到各班授课，中午11点50放学，匆匆吃过午饭。“谁吃饭都比不过我们老师”，张老师笑着说，“最多20分钟，然后再回到教室，看着中午在校吃饭的学生，到下午1点45上第一节课，4点半再给孩子们放学。”

2004年，以及2004年之前的13年，张璐老师都过着看似重复自己的生活。

“可每一天都是新的。学校是孩子们思想道德建设的阵地，而班主任是他们心中的榜样。我和孩子们接触得很密切，就算私下抱怨没有时间充电，但为了这些天真可爱的孩子，也无怨无悔。”

对于即将结束的2004年，她讲了两个难忘的故事。

“有一次我问孩子们什么叫爱？他们纷纷说，妈妈关心我，给我买好吃的；我病了，爷爷奶奶照顾我……后来，我让他们每人养一只小鸡蛋，并把这个鸡蛋当做自己的孩子看待。他们认真地在鸡蛋上画上笑脸，还给自己的‘宝宝’取了名字，有些女生甚至怕鸡蛋碎了，给它们做了温暖舒适的小家。一个星期下来，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养个不会说话的小鸡蛋都这么累，爸爸妈妈养我们一定更辛苦’。”

之后，张老师组织了一个“爱的主题”班会，给他们讲了弗洛姆的《爱的艺术》———其实给予比得到更能体现爱。

“还有一次，我们班做课（领导听课），我觉得不理想，主动向学生们道歉，可他们却反过来安慰我。孩子们在给我的纸条上写着：‘张老师不要难过了，今天是我们表现不好，问题我们自己解决，您不用为了我们的过错惩罚自己。’最后是集体签名。他们真的让我感动。”

“我今年又带毕业班，真有一种时间不够用的感觉，这个班我带了三年半，还有半年他们就要毕业了，我真的怕他们走出校门之后，再看到自己有什么缺点，那时候，我就没有力量挽回了。”

她的眼镜片背后，有泪光闪动。和张老师的谈话差不多结束的时候，我发现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一起度过了将近两个小时，学校里格外安静，除了几个老师的办公室还亮着灯，一切都寂静下来。

德育说到底是“育心”，不能停留在统一的说教上，而要深入到孩子个性心理层面。爱每一位学生，是教师、更是班主任的天职，为此班主任可能要额外付出很多，但这种付出是值得的，因为也许会改变一个孩子的一生。

像每一年一样，张璐老师乐于付出，不计回报，真正在孩子心中扎根。这种最自然的净化教育才是真正成功的教育。要达到这个境界，每一位班主任需奉献自己全部的教育智慧。

理解是我前进的力量

■讲述：王涛（男，24岁，天安门广场巡警）

■时间：12月22日

■地点：下夜班回家的路上

心跳的感觉是什么？是青春的涌动，是年轻人对工作始终保持的一种激情，是对万事万物永不泯灭的一种新鲜。

二十岁出头的王涛浑身是紧绷绷的。只要一上岗，他就像换了一个人。

王涛是天安门广场的一名普通巡警，它这样形容自己的工作：“我是所有公安战线中最普通的一员，既没有惊天动地的枪战场面，也没什么轰轰烈烈的英雄事迹。”

虽然工作普通，但他们所担负的责任并不简单。天安门是首都的核心地带，不单每天要接待数以万计的游客，并且要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这就是他们最重要的使命。

2004年中，王涛所在的分局因社会治安秩序的需要进行了几次改革，他的工作也发生了数次调整。

王涛的工作岗位是天安门西侧的一个流动口，他脚步不能停歇，眼睛也不能放松。有熟人见他在广场巡视，开玩笑地说他是在“悠闲地踱步”，王涛总是淡然一笑。

干他们这行，最关键的是与人交往，对人的管理，而这也是最难的一点。他说，他们的工作不被老百姓理解，这是最大的苦恼。今年年初，他被分到广场西口对游人进行安检工作，这样一来，便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他在对一位大妈进行检查时，引起了老人家的误会。大妈说：“我不是坏人，包里也没炸弹和机关枪，要是有先把你小兔崽子给毙了。”

听了这话，王涛心里咯噔一下，他想：“我给您敬了礼，又向您出示了身份证件，您为什么要出口伤人？”他说那一天，心情一直很不好。脱下警服，他就是一名普通的老百姓，但穿着警服，就是一位人民警察，所以，他必须忍着。后来，大妈见他不开口，骂得更凶了。他只能好言相劝：“如果我有做错的地方，我向您道歉，但对您进行检查不是针对您个人，这是我们的工作，也是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

“这样的事，我们每天都会碰到两三次。”

今年十一，还有一件事让他难忘。国庆节来天安门广场的游人特别多，而孩子经常有走失的现象。一个和舅舅从山西来北京的小女孩，在广场走失。王涛把她带到警车边，让她上车，她死活不上。最后同事终于找到她的亲人，但那位大人一把拉过小姑娘，扭身就走了。

王涛说，难道我们就这么可怕吗？孩子怕我们，大人不理解我们。其实我们再苦再累都没什么，可这种每天累积下来的不理解，憋在心里实在难受。

“前几天我上夜班，在广场巡逻，这时候走过来一位大爷，他说，孩子，你们一天够辛苦的吧。当时我眼泪都快下来了，真的，就这么一句话，他理解我，再累也值了！”说完这句话，他坚毅而孩子气地挥了一下拳头。

作为一名巡警，能感到王涛身上的正义与勇敢，也正是这样一种情怀，促使着他不断向上攀登。今后的路，或许有更多的委屈，但相信他一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警察。

心情与群众的喜怒起落

■讲述：高绍珍（女，30岁，万泉寺社区居委会主任）

■时间：12月22日上午11时

■地点：万泉寺社区居委会办公室

随着社会的进步，居委会干部也更年轻化。万泉寺社区居委会主任高绍珍就是这样的人才，她凭着自己的努力，参加了成人高考，拿到了大学文凭，并且在这不起眼的岗位干出了一番天地。

四年前，她是第一个“街聘民选”的居委会主任。

万泉寺社区居委会在丰台区一片居民楼密集的小区里，这里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

温馨的居委会被布置得井井有条，墙上挂着“计划生育政策”、“社会扶养费征收标准”等宣传海报，还有一面显眼的“不是亲人似亲人，与时俱进的居委会”锦旗和数不过来的奖状。

这里的1608户居民，谁家的煤气没有了、水管漏了、孩子的学习跟不上等等，都要找居委会。“或许，你们觉得这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对老百姓来说，没有了煤气，不能做饭，这就是大事。”

2004年，高绍珍有两大喜事急着告诉我们：一是由于这里老人居多，就医难。几年来，她一直和各方协调，今年春天，社区医疗站正式挂牌！这是今年的一件大事。

还有一件事是居民反映的两条臭河，今年也得到了解决。高绍珍自2000年上任就开始找相关部门，跑了不下数十次，问题都没得到解决。去年10月她当选为丰台区人大代表之后，把这些事都写成了建议，没想到真的解决了。

“居委会是党在群众中最贴近百姓的宣传员。今年贯彻十六届四中全会的精神，这都需要我们入户宣传。比如在万泉寺南里小街42岁的付师傅，他属于“4050”人员，他以前是红豆制衣厂的运输工人，下了岗，失业时间一长，脾气也特别烦躁。针对他这种情况，居委会想了许多办法，不仅及时告诉他政府的新政策，还通过各种关系给他找工作，找了不下几十个工作，但都没有成功。

高绍珍一度心灰意冷，但还是没有把他推向政府，终于在一种锲而不舍的努力下，给他联系到在百花蜂产品公司装箱卸货，一个月700块钱。“后来我还经常去看望他，并且不断给他鼓励。付师傅有一句话我始终记得，他说，以前除了我妈，没有人对我这么好，没想到社会还是关心我的。”

在高绍珍叙述的过程中，偶尔有打进来的电话，但她总能准确接起上回的话题，好像而这些事不是在她脑子里，而是在她心里。

高绍珍说，居委会的工作很繁琐，但她热爱这份工作。2005年，她的目标就是建一间老年活动室，让老年人有更舒适的地方读书看报。

这个有知识有文化的社区管理者，用她正直的品格和一心为公的精神，度过了2004这平凡的一年。

整理采访录音的时候，我反复回放她说的一句话：“百姓无小事，我会尽全力为大家办好这些事。”

梦想从这一年开始

■讲述：许爱胜（男，23岁，天津建筑工人）

■时间：12月16日23时

■地点：北京至杭州T31次列车上

在火车的连接处，冬天的寒意穿透进来，燥热的车厢里才有了些许爽快。

“别人没有欠我工钱。”23岁的许爱胜有些紧张。

“我也是给别人打工，想和你聊聊，咱们会有同感。”为了缓解小许的紧张，我只能这样和他拉近距离。

小许消瘦的脸庞带着一丝的稚气，想问题时，眼睛不断地眨。他并不像一般打工者那样的满身泥灰，虽然西服穿在他身上略微显得蹩脚，但他还是给人干净利落的感觉。

火车在过弯道时的晃动，给小许的故事带来曲折。

“我今年2月份结的婚，一个月后，从老家安徽到天津打工，妻子阿珍则去了温州，给别人料理一个店铺。”小许说。

从今年3月15日到12月17日共计306天，这是新婚的小许和妻子阿珍没有见面的日子，他默默地算着，希望火车到站的时候，阿珍能在出站口接他。

小许身子靠在车厢上，拿出火机点上了一根烟，深深地吸下，淡淡地吐出。

他家庭困难，初中没有毕业，就到济南跟同村堂兄干建筑。

“在外面干活我不怕累，最难受的事情是回家，看见我爸佝偻着身子给村里的砖瓦厂拉砖坯，看见我妈大冬天用冷水给我洗带回来的脏衣服……”小许眼圈发红，“我想留在家里帮帮他们，可我又特别不愿意回到家里，因为家乡太穷。”

306天，除了对妻子的思念和急于改善家庭生活的迫切愿望，他努力地工作挣钱，生活渐渐好起来，原来只坐绿皮车回家，现在可以坐红色的特快列车，将来，他还要坐飞机。

今年二月，小许和堂兄刚到天津时，因为承包方拖欠工资一事，他们几次经历讨薪风波，但都吃了闭门羹。由于不能和他们闹得太僵，小许的堂兄左右为难，不得已又低三下四地求那家公司的经理，“那个王经理很牛”，几次之后，“就指着小许堂兄的鼻子一通大骂”，许爱春“最后甚至给他们下跪了”。他知道，如果要不回工钱，工队就会散，好多计划便实现不了。结果是，“那家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出面调解，给了堂兄650块钱，而我们当时的工程款大概是48000多块。”

“堂兄说只要回了650块钱之后，大家直骂娘。”小许现在想起来，牙根还使劲地咬。小许谁也没有告诉，找了一截钢筋，“来到宏盛公司，我二话没说，就把姓王的那辆白色轿车的前挡风玻璃和一个倒车镜给砸了”。

“我还没有来得及跑，就被几个保安按到地上揍了一顿，之后被送到派出所。”小许挠着头，不好意思中带着后悔，“后来我被关了6天才给放出来，家里人包括阿珍到现在也不知道。”

事情被当地的一家媒体知道后，对事情原委进行了披露并引起当地劳动部门的注意，几经协调，“扣除被我砸坏的轿车修理费，那家公司给了我们4万多块钱。”更令小许想不到的是，“天津有个规定，拖欠民工工资会影响公司资质的年审。那家公司为了不再让我们声张，把答应给我们的工程继续给我们，还特别强调按照合同及时结算工钱。”

“简直是因祸得福！”小许有些得意，“后来，修车的钱，大家一致同意平摊，我也没有受到什么损失。不过确实有点害怕那会儿的冲动。”

“后来，我当上了工长，工资由每天的23元涨到了42元，如果干的好，还有提成奖金。”

小许伸手用袖子抹了抹车窗上的雾气，忽明忽暗的灯光被飞驰的火车流星般甩下。他突然冒出一句话，“今年我挣了2万多块钱，一万邮给家里，一万给阿珍存起来。2005年，我就不再跟堂兄打工了，准备在温州开家小铺面，老这么去打工不是长久的事情。”

次日清晨，火车到达美丽的杭州。

在出站口，小许引见了他的妻子阿珍，他们拉手转去的瞬间，为清冷的空气增加了不少的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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