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国雄在2002年改变主意，决定将关于自己生平的回忆，付诸梓印。一个人的生长具有私秘性，而生长过程中与权力魔棒的挥舞发生关联的那一部分，又无疑具有公共性，一本写给子孙后代的回忆录之所以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内，其原因大概在此。《我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陪都金融大亨康心如之子康国雄传奇人生》（以下简称《我的罪名》），这个有些媚俗的书名，承载的是一个沉重肉身在动荡年月的踉跄步履。

康国雄的父亲康心如，新中国成立前是四川的金融大亨，并接连两届出任陪都重庆的临时参议会参议长。因缘际会，1941年，12岁的康国雄与蒋介石相识，成为忘年交，这种交往因其父康心如的缘故，有了更深一步的进展，而后无疾而终。与蒋介石的这段渊源，建国后成为康国雄挥之不去的梦魇。“蒋介石的干儿子”——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使他遭受了长达二十年的肉身和精神的双重炼狱。

《我的罪名》这本书，是康国雄的个人口述实录，它记载了康国雄从童年到老年的行状，其中贯穿始末的主线，是他与蒋介石的一段短暂交往对其一生的影响。“文革”前后的经历因此是本书的重头戏，用康国雄的话说，“我一生本与他（蒋介石）无缘，命运却把我的一生和他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给我童年时代带来了愉快，可是我为这个小小的愉快受了几十年的打击。”

“文革”是一个举国癫狂的时代。这种癫狂的表现形式繁复多样，从国家的最上层结构到社会的最小单元——家庭，都有癫狂的种子破土而出后的疯长。在康国雄身上，这一切也得到了印证。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时，他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就开始连续写诬告信，检举他“认人民公敌蒋介石为干爸爸，在巴蜀中学念书时俨然恶霸，欺负同学，侮辱老师，无所不为……”而第一批到康心如家里去批斗的红卫兵，也是康国雄一个叔父的外孙女带去的。据康国雄在书中回忆，在抄家过程中，这个后辈亲戚表现最为恶劣，她用手杖的弯曲柄勾住康心如的脖子，从里屋拉到外屋。受到她这种行为的鼓动，另一位学生就用鞭子抽打康心如。

“文革”是政治挂帅的时代，一个政治上不“清白”的人，注定要成为阶级斗争语境下的牺牲品。从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本科毕业后，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康国雄执掌教鞭不久，即被赶下讲台，英雄无用武之地，并且饱受屈辱折磨。一个泛政治化时代，很难找到与政治无涉的领域，甚至于在康心如病危之时，北京协和医院也拒绝接收这个临死者住院治疗，“在门诊部拖了几天不收住院。他们一定要病人家属先开‘组织证明’，以证明病人的个人成份无政治问题。”

历史是由每一个众生来书写的。我们对一个过往时代的记忆，也是通过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遭际来定格。从这个角度而言，对风云变幻的20世纪，我们在历史的书写上，一直有所欠缺，康国雄口述、何蜀整理的《我的罪名》这本书，可以看作是一次丰富历史记忆的努力。

《我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陪都金融大亨康心如之子康国雄传奇人生》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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