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征农业税”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新中国成立以后面临着一个社会发展的任务。为新中国的发展做出牺牲的主要是农村农民。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已经到了对农民反哺或者补偿的时候。从“一号文件”可以看出已经开始了这种反哺或者补偿。

今年年初，中央关于农民征收的“一号文件”中，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进一步降低农业税税率或免征农业税。河南、广东、江苏、浙江、陕西、海南和重庆本周先后宣布从明年开始停止征收农业税，从而使中国全面免征农业税的省市达到13个。此前，吉林、黑龙江、北京、上海、天津和西藏已经停止征收农业税。这意味着全国已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省市提前实现了温家宝总理五年取消农业税的构想。这些省市数以亿计的农民再也不用为税费发愁了，农民种田的收成将全属自己。

可以看到，“农业税免征”的背后，有着一种历史（例如西汉初期）已经证明是非常有效的乡村治理模式的显露，那就是“休养生息，藏富于民”。在北京市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这就是“休生养息，藏富于民”。

取消农业税这种“减负”实质上也是为了让农村本身的活力复活，这样可以让“反哺”有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执行反哺或者补偿的任务，要防止无法落实于农民，而被基层政府组织所消耗。毕竟，由于农业税免征，基层政府将大大减少财政收入，“吃饭财政”的问题即将凸现。

贫困地区要减少或免征农业税，大多数地方还难以实行，原因就是还没有“条件”。一些欠发达地区经济薄弱，农业税是财政的主要来源，多的占到６０％以上。在这样的地区，如果宣布免征农业税，财政就无法运转，公务员工资发不出，县、乡机构将陷入瘫痪。因此，如果没有谁拿钱来全额填补免征的农业税，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所以，贫困地区免征农业税，几乎没有可能。　

因此，为了能够真正地实现农业税免征，必须对基层治理结构有所改革，让基层吃财政饭的大大减少。基层治理结构改革从两个方面来进行：

一方面加大目前调整和撤并乡镇的力度。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陈晓华认为，乡镇数量不减少，精简的机构和人员总是有限的，乡镇的财政负担和农民负担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减下来，惟有撤并乡镇，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另一方面要更大规模推进基层民主。只有实现真正的基层民主，乡镇政府才能真正地知道机构多大规模才最合适，才能最大程度遏制乱收费。

（作者系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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