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单位下属的公司要买车，资金不足，向职工借款。局长知道我家境不错，亲切地拍我的肩：“有钱还不拿出来生利息？”

承蒙领导看得起，我受宠若惊，拿出三万，并在借款合同上签了大名。虽然借款方写的是公司名称，但公司是单位的，局长开了口，还不跟借给他一样？

后来，公司被机关单位不能自办企业的红头文件勒令与单位脱了钩，三万元杳如黄鹤，没了半点声息。去找局长打探，局长依然亲切地拍我的肩：别急别急，手里有借据你怕什么？单位还能黄了个人的账？

不急是不可能的，但也只是暗暗着急，谁敢把顶头上司当杨白劳，做逼债不已的黄世仁？我暗暗祈祷上仓保佑，哪怕只收回本金，也别落个鸡飞蛋打的结局。

今年，工作调转离开了原单位，我立马想到了用法律武器维护合法权益，哪怕背上过河拆桥的骂名，也不能让三万元付水流东。

坚信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理直气壮地坐上了原告席。局长没来，被告席上坐着单位聘请的律师，律师一番理由充足的侃侃而谈让我傻了眼：公司与单位脱钩，借款合同却不是单位所签，我告单位是告错了对象，局长拍我肩膀是私下动作，没人看见，所说之言既无白纸黑字又无录音，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代表单位借款，人家连担保人都不算。

在明白人的指点下，我赶紧将公司追加为第二被告，望眼欲穿地盼了半年，才盼来了第二次开庭。谢天谢地，尽管对方法人代表已换，但他们还承认那个借款合同，承认连本带利欠了我四万多元，可是，喜出望外的一口气还没喘匀，对方律师忽然话锋一转：公司设在海口，颁发经营许可证的也是海口工商局，根据某法某条某款，若以我公司做被告，本地法院无权授理，必须在海口法院起诉。

按捺不住满腔怒火，我拍案而起：既然想还钱就根本不用起诉，还挑什么哪家法院？

律师用看法盲的眼光不屑一顾地扫了我一眼：既然诉诸法律，就要依法办事。律师的意见，居然就被法庭采信。

我傻了，要追债，必须穿越中国从北到南最远的距离。遥望海南，我欲哭无泪：就算我要得回这三万元，又如何经得起三番五次开庭的折腾？

罢罢罢，不要了。三万元权做法律脱盲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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