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看过电影《天下无贼》了吗？怎么看待电影和小说的出入？

赵本夫：没有。要看的话也未必赶在第一时间，我觉得没必要。我怎么看电影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怎么看，我没觉得电影是特重要的事，它对我的创作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我不是故作清高。我从不是最红火的作家，也不是被遗忘的作家。即使冯小刚不拍，别的电影厂也会拍。我觉得冯是很聪明的导演。我没参与剧本的改编，连编剧是谁都不知道。

我当然也有期待，也肯定会去看。但是我怎么看电影并不重要，我对电影已经隔了一层。电影是多元的艺术，即使有缺憾也是无能为力的事情，应该多一点宽容，多一点理解。我只希望平静地去享受，不被干扰，看完也不想说三道四。既然交给人家拍了，就无可抱怨。

记者：电影的结局中王丽走了，王薄死了。这和你的小说结局有些出入，你怎么看？

赵本夫：我写小说轻易不让人死，电影怎么处理不好说，只能从电影的惯性上看，看细节是否协调。

记者：生活中你遭遇过贼吗？对于这个群体你关注吗？

赵本夫：贼就在我们生活中间，就在我们的身边。每个人应该都谈论过贼，没有亲自见过也会听说过，贼的形象有各种面容，包括报纸的报道。我们对各种贼也并不陌生，我还抓过贼，不过没抓着。70年代的时候，当时县城里防地震，在外面搭了一个棚子住。半夜里我夫人听到有动静，就踹我。我睁开眼睛，贼就在我脑袋旁搜东西，我说“干嘛！”贼吓得比我还厉害，拔腿就跑。我拉开帐篷就去追，也没追上。后来我去监狱看过犯人，也收到过他们的信，还有的是想买我的书。我认为看待犯人不仅从法律意义上看，他的犯罪行为法律已经给予惩罚了；他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邪恶的人有善良的一面，善良的人也会有邪恶的一面。有时一瞬间可能会改变人的一生，作家应该从深层次、多角度地理解一个人。

记者：傻根儿这样纯洁的人不多了，但纯洁到这个份上的人会不会就根本就没有？

赵本夫：他应该说是一个载体，不一定非要把他看作生活上真实的人，真要到山区还是能找到的。何况他是傻根儿，他并不是那种特别灵光的人，认死理的人，这种人完全可以找到。　　

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类似于喜欢简单的生活。很多东西需要发展，但发展带来了很多的负作用。不是说不要发展，发展的同时要关注这种负面的东西。有时候负面的东西会抵销了正面的东西，而且会数倍的把它毁掉。像经济发达地区出现的水污染，土地污染，种的东西不能吃，以及各种报纸报道的这事那事。

记者：你的小说中劝人向善，要相信人格的力量，你对这种以小说形式去改变现在社会的发展趋势，或者说法治上存在的问题有信心吗？

赵本夫：至于说发展带来的弊端，或者文明带来的负面影响，我是非常担忧的，做到什么样，我会用我自己的从文学的手段或者是角度进行某些呼唤或者是呐喊，至于说做到什么样，不是由我自己决定的，我真的是做我自己能做到的，至于说结果怎么样，很多悲剧的命运是无法改变的。

记者：《天下无贼》当时发表时有什么样的影响？时隔这么多年又重新关注，你怎么看？

赵本夫：《天下无贼》1999年发表在《作家》上的，后来《小说选刊》、《小说月报》都发过，还得了一个天津的第八届小说百花奖。

客观上，电影为扩大作品的影响起到很大作用，但我不会受宠若惊，也不会受之有愧。因为作品就是我本身的作品，如果产生了影响，是作品的一种延伸。同时也不会改变我的写作方向，不会为电影专门写作。我有自己的写作计划。我认为我的一些作品还是不少适合搞影视的，这也不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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